房子的！”

“你提出的离婚，我怎么赶你了？一个政治运动来了就跟丈夫离婚的女人还有资格要儿子？你当年又何曾要过儿子？”

“胡说八道。我是因为你当了右派才离婚的吗？”

“请问那是为什么？”

“卑鄙无耻！”

他们的争吵又回到了起点。每一次都是这一套。曾实原来还对他们争吵的焦点有好奇心。后来听多了就厌烦了。只要曾庆璜在家，苏玉兰来了必定和他先吵一通，毫无结果地吵一通。

一阵扑鼻的雪花膏香味。曾实连忙闭上了眼。姑奶奶为他掖着被子。苏玉兰弯下腰来，她的鼻息和冰凉的手指使曾实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可怜的儿子。”苏玉兰说。曾实没有为母亲的活动感情。他觉得她的语气很像电影中神父的语气。他小时候还为这语气伤过心。后来就不了，伤心这个东西也怕时间。时间长了，听多了，习惯了，就没有伤心了。姑奶奶劝他不要介意。“没妈的孩子多的是，比有妈还过得好。”她说。

苏玉兰在离开之前对曾庆璜说：“姓曾的，我告诉你，一个小孩可以没有母亲，没有母亲人家会同情他爱护他；可不能没有父亲，没父亲人家会欺负他。你不但不帮助儿子反而还替人家欺负儿子，你会遭到报应的，你记住我的话。你划成了右派，却没划成孙子。我就恶心你这个！”

曾实在被子里睁开了眼睛。随着年龄的长大，他觉得母亲的话往往很有道理。但她一进门不是先扑向儿子而是先和前夫吵架，他这辈子也不会觉得她亲。

苏玉兰一走，老太婆就啐了一口，诅咒道：“这妖精。”老太婆对曾庆璜说：“你和她吵什么？打算和她耗一辈子？”

“我还挺喜欢和她吵一吵嘛。”曾庆璜自划右派以来很少说玩笑话。

第六节

我念初中那年曾庆璜调回了武汉市。据说他所在那个县的右派就回来了他一个。曾太璜换下了破烂衣服，红光满面，头顶散发着热气从华清浴室出来。他的下巴刮得铁青，白衬衣的扣子一直扣到硬领上，袖口的扣子也扣得紧紧的，不合时宜却又自以为是地表现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拘谨劲儿。街坊说：“哟，曾老师回来了。”他说：“回了。”

人说：“恭喜恭喜。”

他说：“一样一样。”

曾太璜不再灰溜溜贴路边走，但也不趾高气扬。他有点像进场仪式中的运动员，既想表现出行若无事又想表现出一种雄风。

某一天我去了父母家，回到居仁里已经晚上八点钟，曾庆磺在我们家喝酒。他见了我就说：“大恩不言谢。我只和你爷爷喝酒。”他已经微醉了。他说：“我这不在家的十几年里，你们老给我家送红烧肉、排骨汤、送腊肉、咸鱼、粽子年糕，我都在心里记着，还有一挂香肠，我看见挂在我家厨房里。据说都是你送去的？”

曾太璜不等我回答，又说：“你晚上偷偷地用你奶奶的围裙盖着是不是？我要向你致敬。”

爷爷也有点醉。他一醉就不顾人家的面子，直截了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不耐烦地在曾太璜面前挥手：“够了够了，像个罗嗦婆子烦死了！早知你这人这么琐碎，我就不送了。”

曾庆璜连忙赔礼道歉。反复说大恩不言谢，大恩不言谢。爷爷酒杯一顿，说：“你这人能不能说点别的？光一个排骨红烧肉说了七八个小时。”

曾庆璜没有纠正我爷爷的错误感觉，他在一瞬间有想纠正的表情，随即那表情熄灭了，逆来顺受的习惯使他再次赔礼道歉。他们两人像一团乱麻撕掳了好半天，随着酒精程度的加深，两人突然进入了有条理有呼应的对话。曾庆璜回忆了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的辉煌成绩，说他过去读书果然和古代贤者一样悬过梁刺过股。他记得是用他妈做鞋底的锥子刺的。“曾国藩，你知道么？我的叔爷爷。那学问大的！其实我父亲赶不上他，别看我父亲写过《中国先睡后醒论》。”

“你错了。”我爷爷搬起指头给曾庆璜算，“如果曾纪泽是你父亲，那么曾国藩就是你的亲爷爷，你的叔爷爷叫曾国荃，也是威名赫赫的湘军将领啊！”

曾庆璜愣着，突然问：“璜是什么意思？”

“玉呀，半壁形的玉嘛。”

“好！有学问！您老先生有学问！我服了。”曾庆璜半张着嘴，痛苦和尴尬笼罩了他苦恼的脸，半晌他才强调一句：“我的确是悬梁刺股读书的。”

曾庆璜感情激动地流出泪来。他用一只手背不好意思地揩泪，一只手在酒杯菜盘之间寻求我爷爷的手。他开始叙说农村劳改生活的情景，抱怨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他咒骂苏玉兰，说他这辈子决心战胜她，因为苏玉兰自从参加了一个舞会之后就看他不顺眼了。他把他深藏内心的家庭隐私抖落出来，他知道那个舞会是在武昌东湖翠柳村举办的。那天黄昏是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居仁里接走的苏玉兰。苏玉兰穿上了她最心爱的大花朵朵的布拉吉，辫子上扎了紫色缎带。而翠柳村是中央首长或者国外贵宾下榻的别墅一一

这个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宣传得家喻户晓。苏玉兰一定是恋上了某个大人物，曾庆璜认为他的判断决不会错。因此，他一定要挖出这个大人物来。他不相信自己比什么大人物差，这辈子他一定要让苏玉兰认识到这点。

我奶奶是这个时候插嘴的。她去给他们第三次热菜。她说莫谈这些，都是读书人，多谈些学问不好？我奶奶一生坚信知道了别人的隐私是件坏事。隐私和政治她是最不爱听的。

于是，两个男人就谈古诗词，谈音乐，谈围棋。曾庆璜渐渐得心应手起来。他几乎没有不记得的唐诗宋词。说起音乐他用筷子在酒杯上哼哼起来，以证实《二泉映月》的悲凉、《良宵》的轻柔、江南丝竹《中花六板》的灿烂、粤曲《旱天雷》的雄猛。至于围棋，我爷爷只知道吴清源的名字。曾庆璜醉到深处，反而能侃侃而谈。我爷爷一再举手投降，叹后生可畏。

这顿酒直喝到启明星高挂。我时睡时醒，最后的记忆是听见曾庆璜捏着嗓子唱京剧青衣《锁麟囊》：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爷爷一嗓门洪亮的老旦淹盖了青衣娇柔纤细的拖腔。“叫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训；待为娘对娇儿（我）细说分明：儿的父他遭不幸，丧了性命；抛下了母子们怎度光阴？是为娘，守贞节，我不听他论；皆因我的儿年小，娘在中年。我怕的是这百年之后，我身入九泉，难见我那去世的先人。我的儿啊！”

这是《钓金龟》选段。我爷爷一开口就没法不把这段唱完。

新的学年开始，曾庆璜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做班主任是后来的事，那显然是因为他管理学生的才干受到了领导的赏识。

我们这一拨学生是曾经参加过文革的红小兵，干过让老师从课桌底下爬出教室的事。一向自以为红卫兵是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二。又正逢北京的黄帅率领全国学生反师道尊严。听说来了个新老师曾庆璜，就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

曾庆璜在铃声响过之后出现在教室门口，他没有贸然推开半敞的门进入教室，而是用教鞭将门轻轻顶开，让门框上悬着的扫帚和撮箕叮铃当啷掉在地上。他跨过这一堆可笑的东西走上讲台，双手在讲桌两头撑开，举起严肃的眼睛，缓缓扫视课堂，然后，用一种在居仁里没使用过的深沉厚重的语调说了话。

“我，曾庆璜，一九五二年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优等生。曾在市一中任教。因犯政治错误下放农村十数年。离了婚。也算是半生坎坷饱经风霜。我之所以对你们如此坦率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也有一颗真诚坦率的心。我愿与你们做知心朋友，战斗在同一战壕。

“从现在起，不愿听我讲课的，请出去，我决不向任何人反映。愿听我讲课的，日后请大家和我共同努力。好。给你们两分钟考虑。”

两分钟过去了，没有学生离开教室。曾庆璜露出了一种特别亲切的笑容：“谢谢！谢谢你们我的战友！”

“哗——”教室里掌声雷动。师生表情就像江湖好汉遇上了江湖好汉；女生则流露出对男性魄力的崇拜。

曾庆璜教书果然有他的一套办法。

第七节

曾实在祖国山河间串联了一圈之后就不再和居仁里的孩子们玩耍。他在远游之前还和我们互相借阅《孤坟鬼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之类的小说，回来后己对一般小说不感兴趣，经常捧一本封皮为紫药水颜色的《微积分》。他宣称： “文学是谎言而数学是真理。”

在曾实串联的第二年他姑奶奶去世了。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姑奶奶临死只一个要求：见见曾实。曾庆璜只有假装出去拍电报。曾庆璜在邮局买张电报单填写了之后揣在口袋里带回来，让老太婆摸电报单。老太婆便在等待曾实的回电中溘然长逝。

曾庆璜戴着口罩清理了老太婆充满霉豆渣味的房间。所有用过的东西老太婆都收拾在自己的身边，她的一张大床因此而变得比单人铺还狭窄。所有的东西都生了霉，长着淡绿的绒毛，奇怪的是霉又全都是干燥的，只要一动东西，绒毛就像灰尘一样飞扬开来。曾庆璜不喜欢自己这位亲姑妈，但他非常感谢她替自己抚养大了儿子。出于这种感谢，曾庆璜在老太婆的遗物中选择了针线箩作为留念，其余东西都处理掉了。有一大半东西连收购废品的人都不要，少数破被子旧蚊帐之类价格也被压得很低，还说：“你不卖算了，你自己费力搬到垃圾堆去吧。”

曾实回来一见没了姑奶奶，“哇啦”一声像小孩子一样坦率地哭起来，但他的哭声很快就止住了。好像不曾哭过一样问曾庆璜要姑奶奶的遗物。曾庆璜给了他针线箩，曾实接过针线箩问：“还有呢？”

“没有了。处理了。”曾庆璜说。

“你的良心肯定让狗吃了。”

“曾实！”

“叫什么叫？想揍我？来吧。”曾实伸过胳膊，胳膊上腱子肉一跳一跳的，黑皮肤像刷过油一样柔韧润滑。

曾庆璜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哪像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

“那只是你的看法。”

曾庆璜非常明白儿子出去学会的本领之一是雄辩和诡辩，和全国的红卫兵小将一样。所以他不再理会儿子。

曾庆璜扔掉了姑妈给儿子做的沙袋。为的就是让儿子不再想起打架。可曾实给自己弄了一只真正用于练武功的沙袋。吊在堂屋的梁上，每天清早练半个小时。曾庆璜总是被沉重的打击声惊醒，眼皮酸涩，胸口发闷，因为他习惯晚上看书到半夜。他躺在床上，望着污浊的蚊帐，也不试图制止儿子，他很清楚自己制止不了。要儿子有什么好处？他在农村劳改的日子里，自己一个月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就寄回家十块钱，他生怕儿子饿了，病了。他含屈受辱不也是为儿子有一个光彩的父亲？可儿子给了他什么？世上的人都想儿子，都要儿子，要说儿子好，也不过是儿子可以传宗接代。曾庆璜是读书人，没有那种封建思想，可以不要儿子但他不敢在外面这么说。

曾庆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找我爷爷诉了苦。“曾实实在令人寒心，一点不知道体谅人。嘭嘭嘭，天还没亮整栋房子都在摇晃。”

我爷爷和曾实谈了话。曾实说：“他这人就是这么讨厌，嫌吵怎么不对我说呢？”

曾实没和他父亲商量，把练习时间改在每天晚上。晚上伴随着“嘭嘭嘭”看书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曾庆璜皱着眉不时进出房间。曾实说：“又怎么啦？”

曾实平心静气告诉父亲：“我必须练功。我不能像你那么瘦弱。我不愿意被人家欺负，打败！”

曾庆璜认为现在并不是战争年代，凡事都必须武力解决。读好书就行了。

“我当然要读好书，也要练好功。往往有人不讲道理。只认拳头。”

“那你能不能不在晚上练呢，我必须晚上看书备课。”

“行。”曾实又把练功改在了早晨。

曾庆璜在我家说他对曾实烦透了。本来在为他东奔西走找个好工厂，看来还是让他下放好了。曾实自愿下放。通过做知青他可以被招生读大学。所以他丝毫不领他父亲的情。

其实，我早就觉察到了曾实性格中的好强和自私。过去我们交换小说的时候他就从不让我。他给我借了《水浒》，我非得有一套《红楼梦》才换得过来。我们一同看《卖花姑娘》的情景是永在我对他的印象之中的。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学校包场的时候，电影院里哭得一片呜呜声。我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爷爷就给我买了四张票，让曾实带我和两个女同学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好，影院门口常有穿细裤腿、梳飞机头的流氓阿飞。居仁里的曾实在中山大道上是享有盛名的，也常穿哈服和考板裤。爷爷对曾实说他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电影开始不久，我们三个女孩几乎同时流泪了。那“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声一起，心就酸得无法克制。我们掏出手帕，按在鼻子上不住地欷觑。

曾实居然始终没流一滴泪。

回家的路上，曾实训我们：“哭哭啼啼的，和你们没法看电影！”

我们三个人，还有身旁成百的观众都哭肿了眼睛，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眼泪没有什么不光彩。我和曾实辩论起来。

我说：“你不流泪只能证明你是冷血动物，没有感情。难道顺姬的遭遇还不够悲惨？”

曾实说：“电影是假的，是人编出来的！”

我说：“是的。人编的。可它是作家根据真实的生活编的。世界上就是有顺姬。”

曾实说：“幼稚！哪个作家按真实的生活写作？作家写东西必须经过艺术加工，你懂吗？”

曾实用那种饱含优越感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话，我的两个女同学比我更下不了台。曾实胜利者的神情在老通城餐馆灯火的衬托下显得是那么冷酷，不懂世故。我想我好歹给他家送过许多次红烧肉呢，他吃了就忘了！但这话我没说，道理虽如此，说出来就太小气了。我一个人跳上恰好停站的公共汽车，很勇敢地回到了居仁里。爷爷问曾实呢？“死了。”我说。

后来，女同学说：“我们还以为你和曾实好呢。”

我说：“不会。我不喜欢他。”

女人永远喜欢无原则忍让她的男人。小姑娘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成熟了还是这样，到老到死，永远。

曾实却不明白这点。

曾实性格中的这一点和他父亲很相像，不知他父子俩到头来弄清楚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没有。

第八节

轮到我们下放的时候，是按父母所在系统以便加强知青的管理。文教卫一个系统。我母亲是医生。我又和曾实下到了一块，只不过生产大队不同。另外他高我三届。

下放农村之后，曾实三天两头来我们队，送豆腐给我们吃。他在他们大队的豆腐坊里做豆腐。他们那一届已经有不少人招工走了，曾实放弃了招工的机会，一心等着招生，在做豆腐的闲暇时间里，一本一本地看那些数理化书籍。

知青虽然都只十几岁、二十岁，毕竟也算是踏上社会的人了。很多知青开始考虑找对象的人生大事。在乡村那种野天野地里等待将来，心也寂寞得百无聊赖，大家便谈恋爱。

豆腐送得多了，我们同队的女知青就提醒我曾实有那种意思。我既不奇怪也不理会。从小是街坊，青梅竹马长大，关系一直还可以，不光是曾实会动念头，一般人也以为我们顺理成章。我的处理办法是让曾实的念头自生自灭。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偷偷写作，诗、散文、小说，写了厚厚一大本，藏在我的床垫下。我的心飞翔在很广阔的世界，哪儿会和曾实谈什么恋爱。

招生的名额终于让曾实等到手了。他拿着招生表格跑来向我征求意见。

“你说我走吗？”

“走啊。”

“你就这句话？”

“是啊。”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认为这种对话十分拙劣，就是有什么美好愿望也让小孩子式的大白话说得不美好了。我说：“我明白一切。你一直盼着读大学，今天盼到了，你非常高兴，我也替你高兴，你就快去办手续吧。”

曾实的眼睛受了伤害似地黯淡了一下。笑笑。走了。

不料出了意外的事。表格在公社被改成了另一个回乡青年的名字。曾实在公社暴跳如雷，还砸了办公桌，结果被民兵捆起来送回了大队。因为对方从公社到武汉市都有人，闹来闹去就是闹不动他。这种事在知青招工招生中司空见惯，遇上强硬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忍下一口气，等待下一次。和所在公社闹僵是最忌讳的。以后它可以卡住名额不下达，曾实对所有人好心的劝告都只回答一句话：“不行。我决不屈服。”

曾实怀里揣着烧饼，饿了就啃一口。自下而上找各级有关部门告状，写了许多信分别寄给市委书记副书记等等。曾实没收到回信而曾庆璜受到了震动。有关部门找曾庆璜谈了话，请他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保证下次一定给个大学名额。那个回乡青年是一位老红军的侄儿，按政策允许给予照顾。

可想而知，父子间又是一场恶战。曾庆璜认为这事闹得太大，惊动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自己前途一定有影响，同样也可能断送儿子下一次的上学机会。所以在硬的不行之后又使出软的。买了肉、鱼和蔬菜下厨给儿子做好吃的。曾实吃了父亲做的饭，嘴一抹，说：“我决不屈服。”曾庆璜气得差点憋过去。苏玉兰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支持儿子，说即便最后上不成大学也要让对方受到名誉上的损失，让他怕你再也不敢欺负你。这种理论和湖南老太婆“打不赢咬也咬一口”的观点如出一辙。曾庆璜惊异时代不同，层次不同，针锋相对的两个女人竟会有同样的人生哲学。这更能证明女人，不管是什么女人，她们的智力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别听她的！”曾庆璜警告儿子。曾实说：“谁的我也不听。我自己有头脑。”

情况复杂到顶点，曾实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他别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趁黑夜埋伏在那个回乡青年家的茅厕边。青年半夜起床撒尿被蒙面的曾实劫持到了附近的废砖窑。曾实问他是要眼睛还要上大学？青年回答要眼睛。

结果第二天青年上了公社，自愿放弃这次招生，问题便迎刃而解。

曾实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紧张又兴奋，觉得曾实真是有点了不起。我爷爷知道了后脸都苍白了，忧心忡忡说：“他怎么能干这种事？这是要犯法的呀！我得找他谈谈这个道理。”

我赶紧阻止爷爷。曾实关照过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事的。我第一次发现了爷爷的缺点，原来他是这么谨小慎微。

第九节

右派摘帽标志着曾庆璜的彻底解放。全国成千上万的右派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的时候，曾庆璜在我家又喝醉了。刚喝酒时还清醒，一个劲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多喝一点就乱说起来：“像开玩笑似的！一会儿戴帽一会儿摘帽，一耽误人家十几二十年！人生有几个青春？开玩笑吧！”

我奶奶说：“曾老师，你再瞎说我只好请你回去了。”

曾庆璜装聋卖哑地说：“我家没人，门锁着。”不过他不再放肆。只说遗憾的是他的苦白吃了。爷爷不同意他的说法。“一个人吃什么都不是白吃。”爷爷说。曾庆璜想了想，认为还是爷爷说的有道理。

右派摘帽之前全国处处先是吹的摘帽风。曾庆璜所在单位领导是多年的老行政干部，对上面的吹风有他特异的感觉。他力排众议，让曾庆璜在教研室负了个小责。最近找曾庆璜谈话，问他对入党有何想法？曾庆璜内心心潮激荡，表面稳重地回答说我的表现离党的要求太远。领导说你这么多年所干的都是成绩嘛，我们党还是时刻关注着知识分子，我们就是想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是的，苦没白吃。

“看上去，上面希望我入党，希望我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曾庆璜看上去烦恼不堪，一口接一口咪酒。我爷爷也自顾自喝，似笑非笑等着听他的下文。

“咳！”曾庆璜将筷子往桌上一按，

脸上是推心置腹的表情，“我这个人，说实话，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做官，教书匠只想老老实实把个书教好。您说我这思想对吗？”

“对错谈不上，想法倒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