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辆黑色宝马牌轿车悄然在大街上行驶。施里帝芬脚踩油门,似是随意地朝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发现一个孩子牵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步。军乐声不绝于耳,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出来,然后走上街道,还有很多围观行礼的军人。施里帝芬变换车档,刹车慢行,朝小孩赞赏的微笑,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
地铁附近有几处自动电话。菲舍尔马尔克大街小酒馆肯定可以向外打电话,但在固定地方打电话没有一丝好处,因为谈话会被秘密警察记录,施里蒂芬不会犯此错误。
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法律,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老板有义务与当局合作,把行迹可疑的客人报知当局。如果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身穿外国服装。英美式样服装与德国截然不同,可以一眼认出。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忘情发笑,总而言之,如果稍有别于一般群众,就应立即向警察局报告。
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战争爆发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猪”也披严禁光顾公共场所。全面监视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落在元首称为的“上等人种”头上,“上等人”正被监禁在所谓“日尔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集中营里,使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重复: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成为笑柄。
施里蒂芬在地铁站旁稍加停留,绕着沾满尘土的“宝马”牌汽车转了一圈,留意到警察偶尔会留意到汽车,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汽车,否则警察可能会层层报告。施里蒂芬是国防军参谋部官员,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号码,字母分别代表不同部门,交通警察专门部门对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进行记录,交秘密警察处理。
公用电话亭中,施里蒂芬向电话机内投送两枚十分尼硬币,装作欣赏街头美女,四下打量,典型花花公子模样,电话里稍长的盲音让施里蒂芬分外紧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会有意外吧?国防军参谋部官员,施里蒂芬清楚,中德表面友好的面具下是什么。半年中,德国破获4个中国特工谍报网,抓捕39名为中国效力的德国人和9名中国间谍,向中央调查局和国防军情报局示威。
相应的,负责中国反间谍工作的中央警署立即以破获6个德国间谍网,抓捕123名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的德裔、华裔间谍作为反击。每次间谍案发生,双方大使都会先抗议,称“对友好国家的污蔑”,但另一方面,双方并不会处决对方间谍,而会迅速在意大利进行间谍交换。
两国间微妙的关系,增加了特工人员的心理负担,施里蒂芬更是提心吊胆。1917年,移民美国的施里蒂芬一家乘“祖国号”再次移民中国,那时,施里蒂芬只有7岁,在美国四年记忆是痛苦的、不友好的。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在中国度过,10年前,22岁的施里蒂芬回到德国,在“所有日尔曼人都应为祖国效力”号召下考入军校,进入国防军参谋部。
尽管为日尔曼人而自豪,但施里蒂芬从未忘记另一个祖国。“我们需要掌握德国国防军动向,确保特殊的时期,外交决策的方向。”日尔曼人,出卖日尔曼德国的决定是痛苦的,但施里蒂芬还是选择接受。自己是日尔曼人,同样也是德裔中国人,德国只给了自己血统,而中国却是自己真正生长的祖国。
“喂!”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道斯,你从莫斯科回来了吗?”“不,我去了伦敦。”“伦敦的大笨钟还响吗?”“自由女神像手里的火炬灭了。”电话中的回答阴差阳错,施里蒂芬松了口气,暗号对上了,接电话的人定是鲍尔曼。“威大叔或许会在4月上旬之前去拉达。”“真的吗?谁告诉你的?”“威大叔亲口所说。”“好,我会通知他们准备礼物。”
施里蒂芬挂上电话走出电话亭,发动汽车离开地铁站时,街道上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有少数地方仍然遗留昨夜英美轰炸机轰炸后留下的瓦砾、碎木头、玻璃碎片、家具。柏林,日尔曼人的首都,不过日尔曼人的元首,却到了德奥边境奥巴萨尔茨堡山上的伯格霍夫别墅。此处,险峻的山峰和广袤的平原尽收眼底,风景独好。
伯格霍夫别墅是希特勒最喜爱的一所住宅,是供他沉思的隐居之处,在此处,他下达了入侵法国的命令。希特勒之所以特别喜欢这幢巨大的白色别墅,是因为它高高建筑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上的祟山峻岭之间。在高大宽阔的窗前停下,有种高高在上,站在人们头顶的感觉。
另外,在伯格霍夫,人们之间的关系温馨、谦恭,随和。早晨,客人在阳台上晒太阳,午饭后,便漫无目的的闲逛。来这里的人都和希特勒很亲近,有的带孩子,有的还带着狗。开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形式也比在柏林轻松。伯格霍夫另一边,一条崎岖的公路通向被伯格霍夫元首警卫称为“外交官之家”的地方,客人必须先乘车,然后乘坐电梯到悬崖顶峰,电梯上下幅度达50米,可以看到整个贝希特斯加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