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夕，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千方百计的争取最大安全和利益。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质。尤其是在战前，全球意识淡泊时期，各国精英们无不为本国利益折冲尊俎、巧取豪夺。外交是一个如此奇异的领域：它既有规矩，又无规矩。”共和一百年《历史杂烩》，评论员清教徒stg44：《战争风云》。
“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司马对顾维钧说道，此时他不禁想起一个人，在夫人去世后辞去公职，成为修士的陆徵祥。想起他司马颇为愧疚，当年他替自己挨了一枪，国人说他是国贼，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分所，在不同场合为陆徵祥 “平反”。认为当年签定 “丧权辱国”协议，缓和了中日关系，避免战争过早爆发，为中国赢得了时间。
而且如果对华持友善态度的原敬首相未遭刺杀，或许中日关系不会以战争收场，真会实现原敬和陆徵祥希望的：中日携手赢得亚州民族的自由与安全。尽管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司马依然对避入比利时修道院，成为比德兄弟的陆徵祥心怀愧意，此时再一次把一名外交官送到日本，难免有心结。
留意到总理的情绪，顾维钧知道总理又想起了陆子次。最近几年，总理每年都会让驻比大使馆在新年时给陆子次送一份礼物，总理一直觉得有愧于他。 “总理，今时不比往日！”司马点点头。无论对日本多么反感，为了中国的未来，该出手时还得出手。
“是啊！上次去日本，子次是顶着国人骂声而去的，而这一次你去日本，国人没什么反应，甚至满怀期待。毕竟在他们看来，中日都是亚州国家，没必要为了历史问题，让两国永远处于尴尬之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看待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至少在国人看来，同日本的仇恨，似乎随着当年和平条约的签定烟消云散，中日两国应该一笑抿恩仇。
“昨天，波兰亡国了！”司马感叹道。一战比历史晚结束三年，但德国吞并波兰的时间却只推迟了一年，毕竟相比于历史上的德国，这个时空中，希特勒接手的德国远比历史上更为强大。在另一个时空，德国占领波兰用四十一天，而这个时空德国只用了三十八天。从四月十一日到五月十八日，波兰便宣告亡国。
苏俄仍像历史上一样，配合德军占领了西乌克兰，两国军队甚至举行了联合阅兵。从外交部传回的照片来看，红军军官甚至在升降德国国旗时行纳粹礼。
“所以，我们要抢在苏俄之前，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及一系列友好条约，确保我国东部安全，同时谋求同日本进一步合作。”顾维钧点点头，此时即便对和平持最乐观态度的外交官，也知道战争不可能避免。两年来，英法中美的绥靖政府，并没有起到消张战争的作用，反而让德国顺利完成了计划。
“一些议员认为，我们不应该调整对日关系，甚至俄罗斯，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日本社工党同苏俄社工党不同，相比苏俄，日本尽管是红色国家，但他们一直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而且日本至今也未禁止外国在日投资，相比苏联的没收，日本反而欢迎国外投资，我相信未来日本会成为社工党领导下，保持一定程度开放的社工国家，相比苏俄，日本社工党并非不能接受。”
司马说话时，偶尔会背对顾维钧，以便掩饰偶尔流露的经典贼笑。舞台已经布置好了，就看演员的表演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剧本不能发生变化，所有一切都会按照剧本表演……
“共和十二年我访问了日本帝国，我曾坚信和平，尽管结果不如人意。十七年后，我再次造访我们的近邻，因为我坚信，要想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中日之间建立崭新的、建设性的关系。中日两国友好相处上千年，难道我们要让上千年的友谊因些许不快，付之东流吗？我相信今天，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无以伦比。我期待与日本领导人福井川首相的会面，正像福井首相所说：让我们结束不快吧！”
六月的日本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时间，气温适宜，春暖花开。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个很熟悉但又很 “神秘”的国度，还有一种特殊的怀旧情结。曾几何时，日本是中国的千年学生，近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又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后来又是中国的生死之敌，再后来……
总之，共和十三年后，国人对于东方邻居，熟悉而陌生，神秘而向往。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调整，除因廉价劳动力和相对宽松的法律在日本投资的实业家们之外，很多国人在休假时会选择到东方邻居家逛逛。
车队一驶出当年原敬内阁在中日蜜月期间修建的羽田机场，顾维钧透过车窗，看着车外的东京。东京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共和十二年的毁灭性轰炸、十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而重建后的城市布局规划合理，街道宽畅整齐。每条街道两旁都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路边和街心都有较大面积的鲜绿草坪和盛开五颜六色鲜花的花坛。
震后重建的东京给顾维钧的总体感觉是干净而纯朴，曾充满日式格调的日式木纸结构房屋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式样的砖混建筑。在大
街上看不到国内司空见惯的花哨的广告牌，没有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也没有车水马龙。路两旁的楼房大都在五六层、最高十来层的样子。
当车队沿着红色胜利大街朝首相府驶去时，突然一座高大的铜像出现在顾维钧视线中，高大如宫殿般的石质基台上的铜像，是一个身穿呢大衣，左手叉腰，右手成挥手状的铜像。铜像大约有四十米高，整个建筑显得即威严又庄重。
“这就是革命宫吗？”顾维钧明知故，扭头问松冈。松冈并不是当年追随福井的老牌社工党员，反而是 “反动政权”遗留的旧外交官。以旧官员的身份出任高官，在日本政府中非常罕见，但顾维钧知道这多少意味着日本政府的一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