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祖国的敌人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对外战争中屡见不鲜，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台湾全境解放。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在台湾光复之初，清洗运动就陆续开展，清洗对象自然是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多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苟且偷生。

即便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对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台湾光复初，他们擅杀了上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泄愤。渐渐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报复行动，只要曾经与日本人有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

共和国总理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辜的，被迫的，这一点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同时维护法律尊严，盲目清洗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法院法官成立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两屋高的红砖洋楼墙体，依然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在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楼顶上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站立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的审判，在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古家之未来均系于这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紧闭的大门外，围观的民众唱起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舺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的歌曲，公道在人心。姓古的被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治警事件称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但是台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首诗讽刺他， “古先荣比严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 “台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 “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大陆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

但在台湾民众中，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

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 “清洗运动”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在开庭前，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