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有日本的冒险和赌博精神，或许是明治三十八年对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变得妄自尊大，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国家挑战一个经济数倍于自身的准工业化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妄自尊大付出代价，代价之大超出世人想象。他们失去了朝鲜和台湾，尽管仍有日军在战斗，但没有人相信，日本军队会取得胜利，军事上的失利尚可挽救，但工业上的损失却无法弥补。

战争爆发两个月零七天，绝大多数日本城市一片废墟，大规模轰炸造成数百万日本人伤亡，失去家园的同时，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明治维新后日本数十年积聚的工业力量丧失殆尽……日本国内，战争中日本国民做出巨大牺牲，生活水平降至有史以来最底水平，轰炸中幸存的民用企业转为战时生产，随着男人被征召入伍，更多妇女投身工业，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成为劳动力。上课时间压缩到极致，校舍改为军需仓库或军营、医院。

在轰炸中幸存的工厂一周七天工作，日本人珍视的星期日被废除。火车拥挤到憋死人的程度，出门一百公里必须有警察局证明，餐车和卧铺取消。人们对晚点火车出气发火司空见惯，他们偷坐垫，砸破车窗进出。海外运输线遭到中国潜艇、破交舰的攻击，日用品大大减少。稻米主产地被红色叛乱分子占领，海外来源断绝，食品定量供应，高昂的价格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无法负担，不得不忍受饥饿的折磨。

东京、神户、大坂等很多艰难重建的城市，每天有数千人甚至更多人饿死，街头上失去家园的民众对中国人的仇恨逐渐淡去，饥饿和露宿街头的残酷现实让怒不可遏。为了稳定治安，军队在日本城市执行严格的戒严令，所有娱乐场所关闭，禁止民众集会，却很少干涉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无视民众饥饿。在很多城市，甚至传闻饥民以人肉为食……

极端严厉的措施，朝鲜和台湾不利的战局，让人们怀疑，战局远比官方公报更严峻。而中国军队正准备登陆日本本土，更是进一步助长了不安情绪。失去家园的人们不但相信最恶毒的谣传，还变本加厉的传播。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为战争欢呼，甚至诅咒该死的战争，曾经在政府打压下消失的红色组织空前活跃，在民众中秘密传播红色理念，革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战败是因为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之所以发动战争是为资本家获取战争红利，资本家在遭受轰炸后获得巨额重建贷款，而政府却不向人民提供粮食，诸如此类的宣传进一步助长了民众的愤怒，现在日本就像1917年的俄国。”《基督科学教箴言报》，5月15日《战争中的日本》。

东京日子最艰难的不是街头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数十万难民，尽管饥肠辘辘，但心理上和精神上不需要承担国家的压力，至少田中义一认为如此，他认为自己才是整个东京最艰难的人。关东派遣军玉碎、朝鲜军团惨败、台北、台中陷落，一次又一次打击，国民将一切责任归纠于田中的愚蠢，一个星期以来，田中夫人接到无数匿名电话询问她的丈夫自杀了没有，为什么还不自杀谢罪。

甚至有人不愿让首相本人采取自裁行动，陆海军中对战争绝望的青年军官正在策划暗杀田中，战争让日本军队失去大多数精锐和主力，杀死首相是最直接的报复，至少杀死首相比打败支那人更为现实。从朝鲜因伤调回的陆军参谋佐腾野田中佐，一回到日本就和 “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密谋在祝田桥附近（皇宫前广场一带），趁首相汽车拐弯放慢速度之机向他投掷一枚特制的大型炸弹。

但在行动前一天，密谋者的一个朋友无意中向皇太子的密友近卫泄漏了这一计划，近卫立即向皇太子汇报了旨在针对首相的刺杀计划。皇太子和近卫都对军官的 “胆大包天”感到愤怒，认为行动无异于谋反，裕仁将这一计划通知陆军参谋本部，宪兵队逮捕了佐腾野田等四十余名参与其中的陆海军军官，军事法庭将这些军官处以死刑，不过都是缓期执行，很多国民称四十三名军官为四十三勇士。

面对国民的愤怒、陆海军的指责、内阁的不满，田中义一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显然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必须要为战争失败负责，或者说他们现在需要一个替罪羊。一想到将作为替罪羊的角色下台，田中义一心潮澎湃。走投无路的田中义一心不在焉处理完公务后就立即去拜见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元老是曾协助明治天皇起草一八八九年帝国宪法的重要政治家，尔后则成为天皇顾问，想听听他的意见。

“……可以改组内阁，但如果现在辞职，势必造成国内混乱。”田中义一留意到西元寺对自己提出的妥协方案反应冷淡，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不妙的苗头让田中更加绝望。 “告诉我，有胜利的希望吗？”西元寺公望放下茶杯询问田中，田中摇了摇头。 “那么还有赢得体面媾和的可能吗？”田中再一次摇头。 “那为什么不签字？”

“不能签字，任何人在和约上签字，都会被视为卖国贼，割让琉球、小笠原、托管德国亚洲领地，超过140亿日元赔款，移交参与杀害中国人的日本浪人，如此条件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