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各大国外交官便纷纷来到中国首都，观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决战。在各国外交官努力斡旋的同时，西北市还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军事情报人员，中国国防军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展现出超强的进攻能力，成为观注的重点。

3月15日清晨，一个中年人在街道上被枪击，枪手乘摩托车迅速离开现场。巡警到达现场时，枪手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具尸体。 “上士，您看证件，程x，36岁，台裔。”最先到达现场的巡逻警员拿着从尸体上找到证件，向长官介绍情况，声音压得很低，怕周围记者听到。一听是台裔，上士脸色一变，心中多少明白是怎么回事，此类案件警察部门并不愿意插手，涉及面太多，内情太复杂。 “分局会把案件移交给中央警署。”话未说完上士就见到几辆商务车停在路边。上士颇为不快，他们的动作未免太快了。

共和九年，亦被称为 “统一元年”，这一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谈判，实现国家统一。但却遗留下诸多问题，警察部门就是问题之一。警察部门从法律上不是统一部门，全中国超过500家警局，在组织上相互不隶属，规章、衔别、制服均不同，警衔不仅级别档次不同，即使相同等级称谓也不一样，像西北市就在执行源自国防军军衔。最大问题就是跨省案件，西北省警察在省外没有执法权。

中央和地方谈判确立了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奉行分权和制衡原则，总理、议会、最高法院之间存在权力制衡；中央政府、省、市、县之间也存在权力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跨省司法拥有裁决权，其他权力掌握在省、市、县手中。但中国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所以中央与地方都决定设立一个全国性司法调查机构：中央警署，是中国警察系统中唯一一家有权跨省执法的警察机构。

让中央警署声名大振的，是在共和十年，国内对红色恐怖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对俄作战时，红俄和社工党在舆论宣传下已经成为暴力野蛮残忍的代名词，但社工党却在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和暴力活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包括司法部长、最高法院法官、甚至总理等数百名政府官员收到邮件炸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国会出于削弱中央调查局权限的想法，要求中央警署负责清除非华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赤色恐怖就成为中央警署的主要工作。中央警署参考中央调查局的方法，建立数万张卡片资料，每一个激进组织、每一家激进出版物都建立详细档案，还和中央调查局合作派探员打入激进组织内部，摸清激进组织的内部情况，甚至有探员打入激进组织领导层。

共和十一年，时机成熟后，中央警署指示探员在全国各地召开激进组织会议，会议期间中央警署探员在军方配合下，冲入会场，未出示逮捕证就逮捕所有与会者，拘留者不需起诉不能请律师，全国一共逮捕500多名激进嫌疑分子。行动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司法界舆论界的指责，但对于国家安全无疑是必要的，最终在国会和相关部门运作下，中央警署的极端形为演变成合法行动，中央警署也因此赢得声望。不管怎样，那次行动后，赤色力量在中国不复存在。

“长官，从现场提取的弹壳看，是562毫米手枪，死者的戒指手表钱夹等贵重品均被抢走，但在附近下水道中发现部分上述物件，排除抢劫杀人，初步断定与两天前上海海航飞行员遇袭事件有关。” “遇袭？台裔？”属下汇报让马一新一愣，又是这种事。两天前，上海台籍日谍，在海军基地外袭杀数名海军飞行员，尽管报纸上以：我飞行员遭受敌谍袭击报道，未提台籍，但私下传闻不径而走，导致各地发生袭击台籍市民学生的事件。

“从激进团体着手吧！这群人也忒……”马一新摇头叹气。中央警署逮捕很多激进团体成员，但有一个共同点 “红色”，对于 “五色”激进团体，中央警署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现在，他们做得太过了。 “还有与七区警察分局进行协调，这件事不能捅到新闻界，否则风波再起。我去见局长，该刹刹此风了，台湾人不就是中国人吗？”

长久以来，日本人运用领事裁判权，遣送台籍败类到大陆贩毒，从事不法活动，破坏台湾人与祖国的传统关系。在战争爆发后，被军警逮捕的日本间谍中有三成是台湾人，台籍败类甚至参加对机场等军事设施袭击，尽管只是极少数败类所为，但造成国内很多民众对台湾人由 “疏而远之”变为 “恨而恶之”。

既不容于敌人又不容于祖国的苦闷战前回到内地的台湾人体验最深，更让他们恐怖的是，国内激进团体喊出 “宁错杀百人，不轻放一人”的口号，台人一旦被内地激进民众疑为 “日谍”，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尽管此事一出，从中央到各地政府立即制止，但很多人仍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台湾人。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总督府规定，台湾人回大陆要有渡华旅券，办理旅券手续须经日警调查批准，异常麻烦。1920年后台湾失学青年日多，求学之心日切，他们大多经由日本回大陆，因在日本本土渡华无须旅券，而且还可以得到船员帮忙偷渡回国。所以到大陆求

学的台籍学生逐年增加，仅西北大学就有五百多名台籍学生，在西北各所学校中台籍学生达千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