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年，当协约国空军对汉堡实施毁灭性轰炸之后，共和中国第一时间站起来，指责毫无区别地屠杀平民，上至国务总理下至普通国民团体纷纷向交战国发出电报，敦促各交战国不要做出轰炸平民的 “非人道野蛮行为”，除了口头谴责外，中国官方以及民间甚至为汉堡等遭到轰炸的德国城市举行募捐，以援救伤员。

这种人道主义行为，在整个欧洲为中国赢得 “最具人道之心国度”的美称，在战后汉堡重建过程中，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汉堡人甚至在城市中心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以感谢中国政府以及人民在战时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轰炸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化之大让世人瞠目结舌。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落在东京的炸弹，都是他们罪有应得。在轰炸东京当天，无论是《西北时报》、《西北实业报》、《大公报》等主流报界都纷纷称轰炸东京是梦想的实现，日本城市应该遭到轰炸，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日本退出战争，轰炸只是手段而已。至于轰炸东京时，死了多少东京人，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更关心国家是否能够取得战争胜利。

深夜，《大公报》上海分社内，看着来自东京的报道，报社编辑徐永和沉默了，徐永和陷入左右为难，将这个新闻发出之后，《大公报》上海版销量会激增，但做为一个中国人，理智告诉徐永和，这份电报绝不应该发表。

陷入左右为难的徐永和并不知道，他手中的电报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高层在东京仍笼罩于烈焰下时，做出的一个决策，一方面日本高层明白，如此大规模破坏和伤亡来无法掩饰，二来还可以作为宣传资本。所以干脆允许鼓励报纸电台向国内和国外报道日本人的惨重伤亡和损失，甚至不惜承认已经无力保护城市和居民，矛头自然对准中国政府和空军的决策层，将诸如反人类、灭绝人性、屠夫等等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加之其身。

电报中当然是对东京受燃烧弹轰炸后的惨状进行描述。看着犹豫不决地主编，甘鹏走过来。 “徐主编……要不把这份电报压下来吧！我们不发，总会有人发，不是吗？但我们不应该做第一个，要不然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在全国上下扬溢爱国激情的时期，很多事情不得不谨慎。被扣上汉奸之名的报社，可不止一次遭到 “爱国团体”打砸，各地民间爱国激进团体层出不穷。

沉思了好一会，徐永和点燃香烟。 “发！不过要修改，我们没见过电报中描述的东京惨状，不能只听日本片面之词。明天头版仍然是对空袭佐世保海航部队采访，至于这个新闻，发一个简讯足矣！用尽可能平淡的文字，简单介绍轰炸东京的过程，然后稍点一下上面的伤亡数字。”

正像甘鹏所说，总有人会做，尤其是一些小报为吸引读者眼珠，增加销量，甚至不惜编造假新闻，更何况这个大新闻。共和中国舆论自由使得这些小报，可以肆无忌惮发表不利于 “战争进程”的 “片面报道”。《东京轰炸现场惨不忍睹，据日人称东京伤亡逾十万》、《东京的毁灭！》、《东京vss烤鸭！》

3月7日清晨，休息了一夜，尚沉浸于昨日辉煌胜利的人们，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或出门买报纸，以得到最新战报。此时中国上下都非常关注前线战局。今天却看到出人意料的新闻，尤其是小报，头版一色轰炸东京，好奇的人们纷纷阅读，文中的描述惊呆了绝大多数人，他们没有想到，整个东京在空军燃烧弹下竟变成屠场。

“……尽管母亲想用身体保护婴儿，但足以融化钢铁的高温非身体所能抵挡，最终婴儿与其母亲在燃烧弹烈焰下被烧成炭状……”报纸上描述的东京惨状，让正吃早餐的梁思成手指一颤，汤匙从手间滑落。出生东京在东京生活十一年的梁思成，不敢相信报纸上描述的惨状。东京，幼年记忆中的城市，竟然一昔尽没，毁灭于国防空军燃烧弹下。

手中拿着厚厚一摞几十份，国内个人或民间团体发来的电报，徐子敬可以想象总理的愤怒。尽管在公众眼中，总理的性格温和，但作为总理秘书，徐子敬知道那只是表象。看到总理脸色从白变青再变白，徐子敬心中冒出不祥的预感。 “总理！”

司马随手把一个民众团体发来的电报扔进垃圾筒， “迂腐！迂腐至极！战争目的是什么？是胜利！和日本人说公道，他们是不是日本清酒喝多了，脑子烧糊涂了，这些都是……”恼怒的司马见徐子敬手中两指厚的纸张，怒火中烧。竟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对东京轰炸，以德服人！德能服人，要枪何用？迂腐……司马叹了口气，林子大了还真什么鸟都有，这些人可都是社会名流，没想到……

“是的！总理！”见总理脸色复正常，徐子敬松了一口气。 “敬祥，以后再接到这种电报，不必上呈，直接给我扔到垃圾……不！直接给我烧掉，省得恶心！”听到总理的话徐子敬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 “总理，是不是应该实行战时舆论监管？” “战舆论监管？”徐子敬的话让司马一愣，所谓战时舆论监管指在战时推行新闻审查制度，掌控新闻舆论导向。不是像现在，通过国家舆论咨询委员会引

导主流舆论，进而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尽管没有相关的法案，但如果推行的话，并不会产生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