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的炮击尽管没有尽头,尽管从舰队发射的炮弹被准确的打在距离华区尚有两百米之外,但是身在华区内的华侨仍然被持续了十余分钟的炮击震得耳内轰鸣、五肺俱震,兴奋至极的华侨纷纷站在自家的房顶、阳台上望着陷入炮火中的泗水,这一天他们等了整整168年,自红溪惨案之后,数代华侨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在中华会馆外,数百名携家带眷的白发老者,冲着站在会馆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的军官跪拜在地,不断的磕着头,用军官们听不懂的方言道谢,布满沧桑与苦难的面上挂着或是激动或是悲鸣的泪水。多少年来,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为了这一天,他们等瞎了双眼。
在中华会馆内大厅里,医生们在为从区外逃进来的同胞包扎伤口,华侨间从没有贫富之分,只有紧紧相连的血脉,他们曾遭受无数次大劫,但却总能在劫难之后浴火重生,靠的就是这份血脉相连的彼此救助。
此时华区的每一个华侨都激动的周身颤抖,尽管这一次劫难华区因水兵反应迅速而几未受到冲击,但是听着周围震人心魄的炮声,闻着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听着城内土著人发出的惊恐的叫喊声和撕心裂肺的呻吟声,站在大街上华侨面上带泪的叫喊着,似乎168年来所有的委屈都在今天发泄了出来,在华区的各个街口,持枪的青年们在炮声的鼓励下,不断的拉动枪栓、射击,射杀试图冲近华区以躲避炮击的土著。两百年来华侨所承受的委屈和血泪岂是一日炮击所能偿还,土著欠下了华侨太多的血债。
“张准尉,现在你们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到达港区,让张副指挥派人带来一部电台,明白吗?”凌霄眉头间带着异色对张秩扬说道。此时唯一和舰队恢复联系的方式,就是让眼前的张秩扬带着那十几名陆战队战士穿越被弹雨笼罩的泗水城到达港口,然后把电台带入华区,接着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在炮击刚响时,凌霄试图再次用电话联系舰队,但是电话里却没有任何声响,连接港口的电话线在炮击中被弹片划断了。在凌霄看来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功勋,已经随着落入泗水的炮弹成为张致遥的功劳,作为舰队指挥官的凌霄尽管心怀恼意,但是现在最重要是恢复对舰队的指挥权,恢复了对舰队的指挥权,人们所记住的仍然是凌霄。
“是!”尽管明白此行的凶险,张秩扬没做任何争论。 “每人两支手枪,一支步枪,多带子弹、弹匣。”在中华会馆外,张秩扬对正收拾装备地陆战队员说到。这恐怕是海军陆战队自组建以来第一次战斗,每当想起自己将指挥队员打响海军陆战队第一枪,张秩扬只觉呼息似乎都急促起来。身着礼服的秦穆把手枪别在腰带上后,发现竟然没有多余地方装子弹,军礼服在设计时口袋不过是装饰而已。
“同学,把你书包借给我用用!”见不远处穿着白衬衫,肩上斜背书包的少年,秦穆提着步枪走了过去, “哦!给!”激动的少年未加犹豫便把书包递给眼前身材魁梧的长官。 “这是你的书和笔,还有这一块钱!如果……呵呵!就当是我买你的。”秦穆笑着把书包里的书笔一股脑的掏出来,然后扔下一块钱笑说道。没等少年反应过来,秦穆便跑到会馆外,从桌上将盒装的子弹撕开,散开的子弹夹被装入包中。就在这时一群少年几乎是抢着把书包送给长官装子弹,而先前那个少年则狠狠的把钱强塞给秦穆,随后冲着秦穆敬了礼,才眼中带泪的跑到路边。
血!残肢!此时的泗水城已经不再是充满水果和牛奶甜香味道的热带城市,而是一座废墟、一个修罗场,烟雾弥漫的街道遮挡了张秩扬和身边战友的视线,即便是带路华侨青年此时都是一副茫然之色,城市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
“卧倒!”听着空中传来刺耳的破空声,张秩扬在扑倒瞬间大声喊道,西伯利亚战场的经验救了所有人。在陆战队员们扑倒的瞬间,十余米的外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随之而来的破片、碎石和着强烈的冲击波从陆战队员的头顶上掠过。做工精良的礼服在强烈的冲击波的作用下沿着针缝被撕扯开来,冲击波过后,原本衣着整齐的陆战队员们几如乞丐一般,而带路的青年身上的衬衫完全被冲击波撕碎。
“舰队,打炮也不长眼!”脑内轰鸣几欲晕厥的秦穆吃痛骂了句,胳膊很不幸的被破片咬了一口,撕出一条翻着血肉的伤口。 “有没有人受伤?”强忍着脑中的晕厥感,张秩扬大吼,,舰炮的威力超出了张秩扬的想象。 “没事!” “没事!”……
“……荷兰殖民者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引诱、拐骗甚至掳掠大量的契约华工到爪哇、苏门答腊、邦加、勿里洞、日里等地的种植园和矿场充当苦力,利用华人对殖民地进行原始开发,榨取他们的劳动,另一方面,却依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诸方面对华人实行限制、排挤和打击。在种植园和矿场工作的契约华工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得组织工会,不许集会结社。
188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 “第133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了《苦力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 “劳工私逃或拒绝工作,处以最多三个月的无偿劳役,如果重
犯,除监禁外,还处以三至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役。”据荷印官方统计资料,自1900年至1917年,邦加锡等矿的契约华工中,受到《苦力条例》刑罚的百分比分别为73、72、56和56,契约华工受到残酷虐待,动辄被殴,没有丝毫的人身安全保障。
去年8月6日,北方政府侨工事务局曾在槟港荣和矿区查询一位年仅二十余岁的矿工陈广,该矿工形容愁惨,询之,初不肯言,再三慰问,始言到此三月,无日不在藤鞭木棍之下;示其背,伤痕血迹,几无完肤,几十年来契约华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
提起南洋华侨的处境,李阳前语气显得异常沉重,沉重中又带着一丝无奈。在西北政府官员之中恐怕没有本就是荷印华侨的李阳前,更了解荷印华侨的现况,身为联合议会侨务委员会主席的李阳前一直都在呼吁的西北介入南洋,通过谈判、威慑总之一切外交手段切实改变南洋华人,尤其是荷印华侨的地位以及现况。
“先生,国人常道荷印华人皆商,可谁知道其中无奈。早在一百多年前,荷印当局就立法禁止华侨拥有土地,迫使许多原来务农的贫苦华弃农转商,甚至还额外立法规定华侨只能以二盘商或三盘商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将华商限制为当地欧洲大商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中介商。可即使如此尚觉不足,对经商的华侨,又课以各种苛捐杂税,在各种税率之中,华人要特别加重。在荷印西人一张书台每年只课三元的家私税,中国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间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课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顶税便了,中国人一间老旧的残屋,非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而且华人开设商店,经营业务,不必有违犯法律之证据,驻官可任意命令拆毁或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