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是一座欧洲乡村式样小洋楼，这幢并不显眼的小楼房因其主人的原因一直倍受人们关注，这里便是前共和中国临时大总统的住处。这座深灰色两层楼房，楼前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环绕着冬青、玉兰、香樟和松柏，是一座幽静的欧式花园住宅，系4名旅居加拿大华侨购赠孙中山，为得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在小楼二西处的书房之中，此时气氛显得有些超乎寻常的诡异，坐在书房内孙中山看着司马先后两份演讲稿沉默着，此时的孙中山发现陷入了前所未有两难境地之中，自从司马在西北基石会议厅内发表讲话，到后来的广播讲话以来，孙中山便陷于这种两难境地。对于西北派大军进驻蒙古，进而收复蒙古，孙中山曾发电祝贺，对于外蒙独立时曾发出组建五十万大军收复蒙古、海参崴的孙中山而言，西北收复蒙古之功，过于傅介子、陈汤二人之功。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在西北边防公署来电告知后，立即去电相助，而在俄人武力相威时，也曾通电以示支持，也曾呼吁各界共同抗俄，但是此时孙中山却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之中。

随着从京城传出的消息，段祺瑞利用西北发布全面动员令，同时号召国人同心相助之机，在京城上下奔走活动，争取国会议员支持通过对德宣战，理由很简单，就是以对德宣战之名，将中国纳入协约国体系，将蒙古问题变成中俄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争，进而防止列强借口维护俄国安全而干涉其中。

一直以来段祺瑞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早已引起了国会方面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单就过去看参战案很难在国会得到通过。

而现在随着段祺瑞幕僚们打出不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就是行卖国祸国之实，甚至于就是国内不少团体也致电国会，要求国会通过对德国宣战。原因无他，现在国人本就脆弱的神经，已经随西北的全面动员而变得紧绷起来。虽然没有人相信西北能够击败俄国，但是却没有人不佩服西北人的决心。

也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看来既然不能给西北助力，那么就绝不能拖西北的后腿，而在受国务院控制的报纸鼓吹着对德宣战，可以避免英法美日等国借口干涉蒙古，有助于西北护蒙戍边大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会或是国内舆论以及各社会团体，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明显地变化。

而这种变化却不是孙中山乐意见到的，毕竟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想借机扩大势力，其真实目的在于以此和日本挂钩，借机取得日本的贷款和军火，进而以参战之名，行武装统一之实，但是现在因为西北、因为蒙古，孙中山只能选择支持对德宣战，以保蒙古以不失。

“展堂、执信，对现在对德宣战之事，你们怎么看？”看着书桌前的胡汉民、朱执信二人，孙中山开口问道，尽管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孙中山还是希望听一下他人的意见。

“先生，诚如您之前所提，我国参战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战。西北因为蒙古被绑上了战车，整个中国却因西北而绑上了战车，西北为了蒙古不得不战，中国为了西北不得不战！司马政治上不成熟，难道他蔡松坡也跟着一起疯了！”看着面色凝重的先生胡汉民面带着愤然开口说道。

在胡汉民看来现在全中国都被西北捆绑上了一辆前途未明的战车，正是因为西北在军事上的冒险、政治上的幼稚，才使得置全中国以前所未有之危险之中。作为中华革命党的政治部长，胡汉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拒绝参战，原因是因为参战于中国而言无利可图，尤其是在当前局势不明之时，对德宣战更是危机重重，更何况政府参战的目的并不单纯。而此时随着因为蒙古俄国人叫嚣着战争威胁，西北随之以全面动员相对，国内更是引发了反俄狂潮，此时胡汉民却发现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和权益，此时对德国宣战反而成必然地选择。

“先生，对德宣战一事关系到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种行动。虽然德国已显疲惫，然战局未明之时，对德宣战无疑自加风险于身。然此时如展堂兄所言，此时我们不得不战，对德宣战是避免蒙古为他国借口干涉的唯一选择。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西北全面动员了，在上海的街头随处可见祖国召唤你的海报，青年人现在谈论最多的就是蒙古，就是祖国！

就连南洋现在都有数千人要乘船回国保卫祖国，广西通电全国将派一团精兵赶赴西北，云南、贵州、四川皆通电全国将派军助战，且都言或整建、或散建皆听从西北边防公署任之。现在上海各界也正在发动为西北全民动员卫国壮举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全民献金救国，现在因蒙古之事，举国上下当真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少，民心、民意俱集于西北，除了支持对德宣战，我们还能做什么？”

作为先生的军事联络官以及机要秘书的朱执信在听到胡汉民话后有些失落地开口说道，曾经执笔撰写由先生口授内容观点的《中国存亡问

题》一书的朱执信，清楚的知道此时对德宣战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虽说眼前可以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取得部分国家权益，减免部分债务，但是毕竟一切都是前途未明朗，对德宣战无疑是将整个国家命运押于英法，一旦发生意外，到时是悔之晚矣。

但此时为了蒙古整个中国都没有退路可走，只有宣战一途，即便是支持政府对德宣战，政府假宣战之名扩充实力的前提下，也不得不支持政府决定，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任何人也无法坐视。

当身于上海前临时大总统为对德宣战之事犹豫着做出决定的时候，在千公里外的京城那位曾经人称菩萨的大总统，为着同样的事情烦躁着，府院之争起自袁世凯死后，而对德宣战事宜则成为了府院之争的角力点，尤其是府方更是将其视为能否压制国务院的角斗场。

在最初前总统袁世凯在世之时，因为欧洲局势不明，德军对协约国呈现进攻态势，段祺瑞坚持反对对德宣战，而那时身居副总统之职的黎元洪则是支持宣战。而后当袁世凯去世后，两人一为总理一为总统，由此也就引发了举国关注的府院之争。从最初的政见之争，到后来发展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

随着欧洲战局日渐明了，为了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班车，争取国家利益，段祺瑞转变立场支持对德宣战，而为了反对国务院和段祺瑞，黎元洪则硬生生转变了立场，变成了反战派，以至于现在对德宣战一事上，已经被府院双方看成了能否压制对方的角力场，而府方幕僚群体更为甚之。

“上午段合肥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对他们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

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而在谈话会上，段合肥称，对德宣战是避免日本等野心国家借口协约国安全干涉蒙古，支持西北复蒙，维持国家领土完整最好远择。其以此为由说服了大多数到会的国会议员，益友社已经改变反对无条件宣战的立场，而政研系也多半改为支持对德宣战，至于复兴党虽未表态，但是事关西北命运，其倒向自无用怀疑，国会很有可能通过对德国宣战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