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而我最想做的两种活动，骑马和滑雪，我都不会，因为从事这两种活动要花很多钱。我不会说德语，读不懂希伯来文，不会写中文。我甚至不知道眼前这几位联合国翻译员所属的偏僻异国，是在地图上的哪个角落。
我坐在联合国大楼的心脏地带，置身在隔音设备当中，左边是会打网球又会同步翻译的君士坦丁，右边是熟谙大量片语的俄国女孩，就在这时，我毕生第一次感觉自己一无可取。问题是，我向来就平庸无能，只是我不自觉罢了。
我唯一擅长的就是拿奖学金，成绩胜过别人，而这样的日子就快没得过了。
我觉得自己像一匹没有跑道的竞赛马，或者一个大学足球明星，却忽然要穿上西装，落脚在华尔街金融区。过去的光荣事迹缩简成家里壁炉上的小金杯，上头镌刻的日期就像烙蚀在墓碑上的时间。
我看见我的人生往外分出许多枝丫，就像那则短篇故事里的绿色无花果树。
每根枝丫的顶端都有一颗肥硕的紫色果实跟我招手眨眼，那果实代表着璀璨的未来。一颗是相夫教子美满家庭，另一颗是扬名诗坛，还有一颗是杰出教授。名编辑爱·葛是一颗，游历欧洲、非洲和南美又是一颗。君士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等一群名字古怪、职业冷癖的爱人是另一颗。还有一颗是奥运女子划船赛冠军。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我看不清楚的其他果实。
我看见自己坐在无花果树的枝丫叉点上，把自己饿得半死，只因我下不了决心，无法决定该摘哪一颗来吃。每颗我都想要，但选了一颗就代表要失去其他颗，所以我只能干坐着，举棋不定，眼睁睁看着果实开始萎缩，变黑，一个接一个，掉落在我脚边。
君士坦丁挑选的餐厅弥漫着香草、香料和酸奶油的气味。来到纽约这段期间，我还没见识过这样的餐厅。通常我找的都是“汉堡天堂”这一类的地方：一尘不染的柜台面对着闪亮长镜，菜色只有巨无霸汉堡、今日例汤及四款精致蛋糕。
我们走下七阶灯光昏黄的楼梯，进入一处类似地窖的地方。餐厅就位于这里。
烟黑色的墙壁上贴着旅游海报，宛如一扇扇风景如画的窗扉，俯瞰着瑞士湖泊、日本山峦和非洲大草原。装在瓶子里的粗蜡烛蒙上了尘埃。它们仿佛在这里垂了好几世纪的泪，彩色的烛泪一层又一层堆积，红叠蓝，蓝叠绿，形成立体的美丽花边，而烛光在每张桌面投下的光晕浮动了人影，一张张脸绯红如火焰本身。
我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但才吃第一口，整个人就变得好舒服。我突然想到，我刚刚之所以会幻想出那棵无花果树，还有肥硕果实萎缩后坠落地面，全是因为肠胃空了。
君士坦丁不停拿那瓶尝起来像松树皮的希腊甜酒斟满我们的酒杯。我发现自己喋喋不休，说我要学德文，要去欧洲，要效法玛姬·希金斯，当个优秀的战地记者。
等到优格及草莓果酱端上桌，我已经决定让君士坦丁来勾引我。
自从巴帝·魏勒告诉我，他跟女侍上过床，我就在想，我也该找个人上床。跟巴帝做爱不算，因为这样一来，他睡过的人还是比我多一个。我得找其他人。
我只跟一个男孩聊过男女性事。他是耶鲁的学生，南方人，鹰钩鼻，刚遭受情变打击。那个周末他来我们学校找女友，竟然发现她前一天跟一个计程车司机私奔了。那女孩和我住同一栋宿舍，而当晚又只有我在宿舍里，所以安慰他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
我们到附近一家咖啡馆，窝在隐秘的雅座，高耸的木墙上刻了好几百个人名，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黑咖啡，坦然畅谈性事。
这个叫艾瑞克的男孩告诉我，他认为我们学校那些女生很恶心。深夜一点宵禁前，她们常站在门廊的灯光下，或者在毫无遮拦的矮树丛里，跟男生激情地耳鬓厮磨，路过行人想视而不见都办不到。他刻薄地说，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结果成了什么？还是禽兽。
接着，他谈起第一次和女人上床的事。
那时他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预备私校念书，该校的特色是培养全方位的绅士。所以，他们有个不成文规定，每个人毕业前必须认识一个女人。艾瑞克说，所谓的“认识”，是《圣经》所说的那种“认识”。
因此，有个周六，艾瑞克就和几位同学搭公车到最近的城市，走进一家“声名远播”的妓院。艾瑞克召的那个妓女是个中年胖妇，染了一头红发，嘴唇丰满得让人起疑，皮肤呈鼠灰色。她不愿意关灯，连衣服都懒得脱，所以艾瑞克只好在沾满蝇粪的二十五瓦灯泡底下跟她打炮。他说，上床的感觉根本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反而无聊得要死。
我说，如果跟你喜欢的女人做，或许不会那么无聊，但艾瑞克说，如果想到自己所爱的女人跟其他人一样，也会做出这种禽兽之事，感觉一定很糟，所以，如果他爱某个人，绝不会跟她上床。若有生理需求，他会去找妓女，不让自己爱的女人沾上这种龌龊事。
这时，我忽然起了个念头，或许艾瑞克是个可以打炮的好对象，因为他有经验，而且
说起这种事不像一般男孩，态度猥亵或愚蠢。不过，后来他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很有可能爱上我，因为我一方面聪明愤世，另一方面却亲切和蔼，而且跟他姐姐像得出奇。就这样，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戏唱。他永远不可能跟我这种女孩发生关系。于是，我回信说，真可惜，我就快跟青梅竹马的恋人结婚了。
我愈想愈觉得，在纽约这个城市接受同步口译员的诱惑是个好主意。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似乎是个成熟体贴的男人。而且，这里没有我认识的人，所以不用怕他跟学校里那些大学生一样，到处吹嘘跟我有一腿──那些臭男生，总喜欢对室友、哥儿们或篮球队友吹嘘他们跟女孩在车子后座打炮。此外，跟魏勒太太介绍我认识的男人上床，简直是一大讽刺，还能间接把这事怪到她头上，想来就令人开心。
所以，当君士坦丁开口邀请我去他家，欣赏俄国特有的巴拉莱卡三弦琴的音乐时，我开心地暗笑。我妈经常提醒我，晚上跟男生出去时，不管发生什么事，绝不能跟他回他的住处，因为这种举动只有一种含义。
“我非常喜欢巴拉莱卡三弦琴的音乐。”我说。
君士坦丁的房间有个能俯瞰河流的阳台，拖船的噗噗声在黑暗中传来。这情景让我动心，涌出似水般的柔情，我非常确定自己想怎么做。
我知道可能会怀孕，但这个念头悬在遥远的阴暗处，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定。就像我妈从《读者文摘》剪下来、寄到学校给我看的那篇文章所言，避孕方法没有百分之百安全。这篇名为“捍卫守贞之必要”的文章出自一个已婚育子的女律师。
文章里陈述各种理由，力陈女孩不该跟丈夫以外的男子上床，而且必须结婚之后才能跟丈夫发生关系。
它的主要论点是，男人的世界跟女人不同，男人的七情六欲也迥异于女人，唯有透过婚姻，两种世界和两种情欲才能妥善融合。我妈说，通常年轻女孩要等到为时已晚才会懂得这道理，所以最好及早听取专家的意见。而已婚的女人就是专家。
这位女律师说，上等的男人要的是纯洁的女人，即便他们自己并非处男之身。他们希望自己是妻子的性爱启蒙者。当然，他们会哄诱女孩上床，还答应日后会娶她，不过一旦她献出肉体，他们就会看轻她，并认为她既然能跟他们上床，也能跟别的男人做同样的事。于是，一个女孩子的人生就这样被毁掉。
这位女士的结论是，防患于未然，守贞至上。况且，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不怀孕，而未婚女子一旦怀孕，人生就彻底完蛋。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根本没有站在女孩的立场上。
如果男女都保持纯贞，直到洞房花烛夜那天，当然很棒，可是，万一结婚后，对方才像巴帝·魏勒那样，忽然坦承他早非处男，那该怎么办？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观念：女人得守身如玉，但男人却可以做双面人，允许自己乱来，且要求女人守住贞操。
最后，我拿定了主意，如果要找到聪明强壮、二十一岁前仍是处子的男人实非易事，那我干脆抛开贞操观念，找个也同样有过性经验的人结婚，这还容易些。假使对方因为我非处女而糟蹋我，那我也可以让他不好过。
我十九岁时，贞操是个热门话题。
在我看来，世界并非二分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共和党和民主党、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而是跟人上过床以及没跟人上过床的。好像人与人之间就这么一个显著差异。
我想，跨过那条界限后，我一定会判若两人。
就像终于造访欧洲的感觉吧：返国后，回家仔细照镜子，会看到我的眼眸深处有一座小小的白色阿尔卑斯山。同样的，明天我照镜子时，应该会看到如同娃娃大的君士坦丁坐在我的眼眸里，对着我微笑。
我们在君士坦丁家的阳台待了一小时左右，慵懒地坐在两张帆布躺椅里，聆听留声机源源不绝播放的音乐，两人之间堆放着巴拉莱卡三弦琴的唱片。我们笼罩在一片朦胧的乳白氤氲中，但我分不清这样的光线是来自街灯、半圆月、星光还是车灯。君士坦丁就只握着我的手，看起来毫无意图诱惑我。
我问他，他是否跟人家定了亲，或者有交往对象，但他说没有，还清楚表明他不想有这种羁绊。
终于，松树皮酿的酒让浓浓困意在我的血管里奔流。
“我要进屋躺一下。”我说。
我若无其事地晃进卧房，弯腰脱掉鞋子。干净的床铺就像一张安稳的小舟，在我面前轻轻摇荡着。我手脚大张，整个人躺平，闭上眼睛。然后，我听见君士坦丁叹了一口气，从阳台进来。他的鞋子一只接一只咚的掉到地板上。他在我旁边躺下来。
我从一撮垂散的头发后方偷看他。
他仰躺着，双手搁在脑后，凝视天花板。浆挺白衬衫的袖子往上卷到手肘，在昏暗的光线中，袖子白得闪闪发亮，感觉好诡异。而饱受日晒的古铜色皮肤现在几乎是黑色。我心想，我生平见过的男人当中，他肯定是最好看的一个。
如果我的五官脸型更立体一点，或者能
把政治谈得头头是道，或者是个出名的作家，或许君士坦丁会有兴趣跟我上床。
但随后我又想，说不定他喜欢我之后，就会成为我眼中庸俗平凡的男人。当他爱上我，我会不停地挑剔他的毛病，毕竟我就是这样对待巴帝·魏勒和在他之前那些对我有意思的男孩的。
重蹈覆辙。
我经常远远地看着一个男人，觉得他无懈可击，然而，一旦他靠近，我立刻觉得跟他不可行。
这正是我不想结婚的原因之一。我完全不想过安定的生活，乖乖当一只让箭得以高高射出去的弓。我想追求变化与刺激，想自己射向四面八方，就像国庆日的璀璨烟火。
雨声吵醒我。
眼前漆黑一片，半晌后我才辨识出陌生窗户的模糊轮廓。偶尔会有光线冒出来，在墙壁上游移──宛如一根鬼魅手指在探索些什么──然后遁入空无中。
接着，我听见有人在呼吸。
起初，我以为是我食物中毒后躺在旅馆房间所发出的呼吸声，于是我屏住气，却仍听见呼吸的声音。
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床上有一只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那只眼睛像罗盘，划分成数等份。我缓缓伸出手，握住它，然后举起来，没想到连带抓起一只手臂。这只手臂沉重如死人，却暖烘烘，因为手臂的主人正熟睡着。是江诗丹顿的手表，指针显示三点钟。
他和衣入睡，身上的衬衫、裤子和袜子仍是我抛下他兀自进屋上床时的那一套。眼睛适应黑暗后，我辨识出了他的苍白眼皮、挺直鼻梁，以及那张形状美丽、说话厚道的嘴。然而，它们看起来又如此缥缈虚无，仿佛雾中的一幅图。我偎过去，瞅着他细细端详好几分钟。这是我第一次睡在男人旁边。
我试着想象成为他妻子的感觉。
早上七点起床，替他准备蛋、培根、土司和咖啡。他出门上班后，我穿着睡袍，上着发卷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洗盘子，一会儿整理床铺。他在外面度过多彩多姿的一天，晚上回来后，会期待丰盛的晚餐，于是，我整个晚上忙着煮菜，洗更多脏碗盘，倒在床上时已筋疲力尽。
这种生活对一个十五年来功课全拿a的女孩来说未免太枯燥，也太大材小用了点，但我知道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巴帝·魏勒的母亲就是从早到晚忙着煮饭、打扫、刷洗，即便她丈夫是大学教授，而她自己也在私立学校教书。
有一次我去找巴帝，魏勒太太正用魏勒先生的旧西装所裁出的布条来编织地毯。这条地毯已经花了她好几个礼拜，我很喜欢她把褐色、绿色和蓝色花格呢布混织所编成的穗辫。我心想，如果是我，地毯完成后，我一定要挂在墙面当壁毯来欣赏，没想到魏勒太太竟把它放在厨房地垫原来的位置，几天后，它变得肮脏又难看，跟便宜商店里一美元的廉价地垫没两样。
我知道，即使男人在婚前献上大量的玫瑰、热吻和烛光晚餐来掳获女孩芳心，其实他私下期待婚礼结束，她就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成为厨房里的地垫。
我妈也提过，她和我爸才离开雷诺──爸之前结过婚，所以得去雷诺办离婚手续──我爸就对她说：“哇，太好了，现在开始咱们都可以不用装模作样了。终于可以尽情当自己。”从那天起，我妈就一刻不得清闲。
我还记得，有一次巴帝·魏勒以自以为是的阴险口吻说，等我有了孩子，感觉就会不同，到时就不会再想写诗。所以，我开始觉得，或许结婚生子的过程真的就像洗脑，婚后你会像奴隶般麻木呆滞地走来走去，活在独裁的私密国度里。
我低头凝视熟睡中的君士坦丁，犹如俯视深井底部一颗遥不可及的闪亮石头。忽然，他睁开眼，眼底满是爱意地望着我。我愣愣地看着他，他眨眨眼，就像快门按下的声音划破了温柔的氛围，一双扩大的瞳孔顿时迷蒙，那眼神如漆皮，只有表层，毫无情感深度。他认出我来了。
君士坦丁坐起身，打了个呵欠：“几点了？”
“三点。”我冷冷地说，“我该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
“我开车送你。”
我们背对着，各自在床的两侧穿鞋，动作慌乱笨拙。床头那盏白灯张狂刺眼，真是讨厌。忽然，我感觉到君士坦丁转身面向我：“你的头发一直都这样吗？”
“都怎样？”
他没回答，而是倾身过来，将手放在我的发根，然后像梳子般慢慢梳向发梢。我的体内爆起一阵轻微的电击，继续坐着一动也不动。从小我就喜欢有人用手指梳我的头发，被这样一梳，我总会变得慵懒平静，昏昏欲睡。
“啊，我知道了。”君士坦丁说，“你刚刚洗过头。”
然后，他弯腰去系他的网球鞋。
一小时后，我躺在我的旅馆房间，倾听雨声。听起来不像雨，反倒像水龙头大开。左胫骨中央的旧伤开始作痛，所以我不再奢望七点以前能睡着。反正七点一到，收音机闹钟就会以名作曲家苏沙（john hili soa）的雄壮进行曲来唤我起床。
每
逢雨天，这只曾断过的腿似乎就想起自己的存在，记起那种闷闷的痛楚。
我心想：“是巴帝·魏勒害我断的这条腿。”
接着我又想：“不，是我自己弄断的，我弄断它，来弥补自己的卑鄙行径。”
魏勒先生开车载我去阿迪伦德克的疗养院。
这是圣诞节的隔天，饱含雪气、灰霾厚重的天空压在我们上方。我觉得肚子好撑，整个人迟钝消沉。每年圣诞节隔天，我就有这种感觉：松枝、蜡烛、绑着金银缎带的礼物、烧着桦木的壁炉、圣诞节火鸡大餐，以及钢琴边的家人合唱或许带给人希望，然而，不管那希望是什么，终究会落空。
一到圣诞节，我就希望自己是天主教徒。
这趟车程，先由魏勒先生开车，然后换我开。我不知道我们聊了什么，但我知道我的情绪愈来愈低落。可能是积雪厚盖的乡村一片深冬寂静，给人凄凉悲苦的感觉，加上茂密冷杉从灰色山丘蔓延到路边，放眼望去，黝绿成黑，叫人心头跟着沉重起来。
我好想叫魏勒先生自己去，我要搭便车打道回府。
但一瞥见魏勒先生的脸，就知道我开不了口。他一头银发剪成男孩似的小平头，眼神澄澈，脸颊粉红，毛发霜白，宛如结婚蛋糕上的糖霜，无邪的表情似乎对人信任不疑。我必须陪他完成这场探访。
到了中午，灰霾略退，我们将车停在结冰的岔道，共享魏勒太太帮我们打包当午餐的鲔鱼三明治、燕麦饼干、苹果，以及装在热水瓶里的黑咖啡。
魏勒先生慈祥地看着我，然后清清喉咙，拂掉大腿上的食物残屑。我看得出来，他有正事要说。他这个人很害羞，有一次我去听他发表经济主题的重要演说，他开口前就像现在这样清清喉咙。
“娜莉和我一直希望有个女儿。”
那一刻，我忽然有个疯狂的想法，以为魏勒先生要宣布魏勒太太怀了个女婴。他继续说道：“可是，有哪个女儿比得上你呢？”
魏勒先生一定以为我听他说愿意当我父亲，开心得快哭出来。“好啦，好啦，”他拍拍我的肩膀，又清了一两次喉咙，“我们相互了解的嘛。”
然后，他打开他那侧的车门，绕过车子，走到我这一侧，呼出的气息在灰霾天色中形成蜿蜒绕指的缕缕白烟。我挪到他刚离开的副驾驶座，他发动车子，我们继续前进。
我不确定自己期望见到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
或许一栋木造屋舍，矗立在小山丘顶端，住在那儿的男女面颊绯红，年轻貌美，但因生病而眼睛红热，裹着厚毯子躺在露天阳台上。
“肺结核就像一颗藏在肺部的炸弹。”巴帝捎信到学校给我，信中写道，“你只能静静躺着，祈祷它不会爆炸。”
我很难想象巴帝静静躺着的模样，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把握每分每秒，尽情活出精彩人生。就连夏天我们去海边，他也不像我会躺下来打个盹。他总是跑来跑去，一会儿打球，一会儿快速做个伏地挺身，充分利用时间。
魏勒先生和我在会客室等下午静休治疗的时间告一段落。
整间疗养院似乎以肝脏色为基调。木工部分是强烈的深黝色，皮椅是焦褐色，墙壁可能洁白过，但现在惨遭霉菌或湿气摧残，面目全非。地板则铺满了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
一张矮茶几，圆形和半圆形的污渍已蚀入深色的胶合板桌面，上面放了几本破烂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最靠近我的那一本，翻阅到杂志中间，看见秃头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咧着大笑脸，但神情茫然，活像罐子里的胚胎标本。
一会儿后，我察觉到水声幽幽，起初我以为是墙壁裂到开始渗出水，不过随即看见水声来自角落的小喷泉。
喷泉上一截看起来粗糙的管子喷出几英尺高的水花，犹如一只只甩出的手，五指齐张的水花哗啦落下，欲振乏力的涓滴淹溺在一摊水色浊黄的石槽中。水槽是用公共厕所常见的白色六角形瓷砖所铺制而成。
叮咚声响起，远处一扇门开启又关上。巴帝走进会客室。
“嗨，爸。”
巴帝拥抱父亲，随即走向我，朝我伸出手，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惹人嫌。他跟我握手。他的手摸起来肥嘟嘟又湿答答的。
魏勒先生和我坐在同一张皮沙发上，巴帝坐在我们对面那张看起来椅面溜滑的扶手椅的边缘。他一直在笑，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铁丝吊住嘴角。
我万万没想到巴帝会变胖。每次想到他在疗养院，眼前浮现的他总是瘦骨嶙峋，颧骨下方陷成阴影，灼红的双眼镶在几乎无肉的凹陷眼窝中。
然而，眼前的巴帝，身上原本凹陷的地方忽然全凸起。白色尼龙衬衫被大凸腹绷得好紧，脸颊丰满红润，像极了糖葫芦，就连笑声听起来都饱满丰盈。
巴帝跟我四目相接。他说：“吃太多了。天天被喂得饱饱的，然后就躺下休息。不过现在散步时间我可以出去，所以别担心，几个礼拜内我就会瘦下来。”他倏地起身，满脸笑容，像个开心的东道主，“要不要
看看我的房间？”
我跟着巴帝，他父亲跟在我身后，我们穿越一道镶着毛玻璃的双推门，走进一条同样是肝脏色调的阴暗甬道。这里弥漫着地板蜡、来舒清洁剂和一种隐约像栀子花被踩烂的气味。
巴帝用力推开一扇褐色的门，我们鱼贯走入局促的小房间。
一张凹凸不平，铺着白底蓝纹薄床单的床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床头桌上有一个水罐、一个水杯，还有一支银色的体温计插在粉红色的消毒水中。床尾和衣橱门之间塞进了另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书籍、纸张和看起来破烂的陶罐──入窑烧过，也上了色，但没上釉。
“哇，”魏勒先生喘了口气，说，“看起来挺舒适的。”
巴帝笑笑。
“这是什么？”我拿起一个莲叶状的陶制烟灰缸，细腻的黄色叶脉绘在绿底上。巴帝没抽烟啊。
“这是烟灰缸。”巴帝说，“送你。”
我放下它：“我不抽烟。”
“我知道啊，”巴帝说，“不过我想你会喜欢。”
“嗯，”魏勒先生抿了抿薄如纸片的嘴唇，“我想，我该上路了，就让你们两个孩子……”
“好，爸，那你慢走。”
我好惊讶。我以为魏勒先生会留下来过夜，明天开车载我回去。
“那我也一起走。”
“不，不，”魏勒先生从皮夹抽出几张纸钞，塞给巴帝，“给爱瑟弄个舒服的火车座位。她待个一两天再走。”
巴帝送他父亲到门口。
我觉得魏勒先生抛弃了我。这一切肯定是他安排的，不过巴帝否认了。他说他爸只是无法忍受生病这种事，尤其是自己的儿子生病，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源自生病的意念。魏勒先生这辈子一天都没病过。
我坐在巴帝的床沿，因为没其他地方可坐。
巴帝以认真的表情翻阅桌上那叠纸张，最后拿出一本薄薄的灰皮杂志，递给我：“翻到第十一页。”
这本杂志是在缅因州的某地印刷的，里头全是诗和叙述文，各篇之间以星号做区隔。我看见第十一页有一首诗，诗名是《佛州破晓》。快速浏览时，画面源源浮现我的眼前：西瓜色的晨曦、玳瑁绿的棕榈树，以及海螺吹出的声音如希腊建筑般壮观。
“这首诗还不错。”其实我觉得烂透了。
“知道是谁写的吗？”巴帝问，露出奇怪的傻笑。
我的视线往下移到这页的右下角。巴·魏。
“不晓得欸。”但我随即改口，“我知道了，巴帝，是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