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一笔重大开支时，联邦医疗保险最初以医院治疗为重点的做法已经与其使命不符了。为了维持该制度原来的意图，就有必要加入处方药了。

全民医疗问题也大致类似。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制度，以及联邦与州两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据社会保障总署的官方史记载，其更主要的目标是“应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经济无保障问题”。保护家庭免于支付严重的医疗成本，与这一目标十分契合。事实上罗斯福曾考虑在《社会保障法》中规定医疗保险，但因政治原因作罢。所以说，实现全民医疗将是完成罗斯福的遗业。而且，医疗之于社会保险，正如药品之于联邦医疗保险一样：医疗曾经是笔较小的开支，而今天，无力支付医药费可谓是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而我们若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由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就是至关重要的：30年前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错了，但现在那样的保险显得太少了。若在一个社会里，40的人或者毫无保险，或者保险不够，被迫因治疗费用高而推迟就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一项进步议程将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但这一议程绝非激进。其目标将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扩展社会保险，以覆盖近数十年来变得远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风险。而且从经济角度而言，实现这一计划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相当于给予美国公民防范经济风险与个人不幸的保障，而且并不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实上，若观察一下当前的政治图景，就会惊奇地发现，进步议程的内容已是多么的完备，保守主义运动已在智识上变得多么残败不堪。当本书写作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讨论全民医疗方案、新的减贫思路、帮助困窘购房者的途径等问题，而共和党竞选人则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似乎只是在争着看谁说话最像罗纳德·里根、谁对虐囚最为热心。在民主党代表进步运动这一意义上，民主党人已成为善思多谋的一方。

党派忠诚

进步议程是清晰的、可实现的，但将遭遇激烈反对。现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和党的控制，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所持有的理想与进步运动的理想截然相反。由于这种控制，政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两党共识来取得进展，是十分愚蠢的。在进步人士实施国内政策的第一要务医疗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致谢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创作的罗宾·韦尔斯（rob wells）致谢。她深深参与了本书写作的每一阶段，从形成思路、进行研究到起草各章节。本书既是我写的，也是她写的。

还要向两位历史学家致谢。肖恩·韦伦兹（sean wilentz）详细阅读了初稿，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观点，将我引领到正确的思路上。里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讨，并给我看了他即将面世的杰作《尼克松之地》（nixonnd）的初稿，从而使我对战后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cfeely），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而且在我们朝终点线做最后冲刺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

最后，尽管《纽约时报》并没有人直接参与本书写作，但我想对本报的同人道声感谢，尤其是2001~2006年的

社论版编辑盖尔·柯林斯（gail lls）。当有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者施加巨大的压力，想让他们的声音沉寂时，柯林斯与我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