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会通过了十年来第一项最低工资上调方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低工资一般约是平均工资的一半。但到2006年，通货膨胀已大大侵蚀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致使实际最低工资达到1955年来的最低点，只有平均工资的31。由于民主党重新占据国会多数，根据上调方案，现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到2009年会增长到725美元。这不会完全恢复其购买力，但是个重要的起步。

常可听到两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观点，二者有点儿相互矛盾。一些人称，提升最低工资将降低就业、增加失业。另一些人则称，提升最低工资甚至几乎完全不会提高工资。但证据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将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在就业方面，伯克利大学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n krueger）属于美国最好的劳工经济学家，他们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最低工资的增长（在美国经历过的增长幅度内）曾经造成过就业损失。他们的研究遭到了猛烈攻击，一是因为这似乎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二是因为它与许多人信奉的意识形态抵触，使他们忧烦焦躁。不过，虽说不断遭到质疑，该研究仍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有新的事例确证其结论。例如，华盛顿州每小时最低工资几乎比邻近的爱达荷州高3美元，而两州边界线附近的商业活动则似乎表明，其实是华盛顿州夺走了爱达荷州的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州的小店主说，他们业务的兴旺远超预想……爱达荷州的青少年跨越边界线，来到华盛顿州的快餐店工作。”

所有的实证证据都表明，可行限度内的最低工资上调不会造成明显的工作损失。的确，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或许会导致工作损失，因为那会剧烈提高一些产业的雇工成本，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最低工资提升会对工资极低者产生相当明显的效果。“经济政策学会”估计，美国薪酬最低的10劳动力，即1 300万工人，将会从刚刚通过的最低工资增长方案中获益。其中560万人目前的薪酬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将获得直接收益。

其他工人都挣得比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多，他们将从最低工资提高的波动效应中获益。不过，最低工资主要关系到低薪工人。要更广泛地缓解市场不平等，就必须对较高收入者采取措施。就此而言，结束持续30年的政府政策打压工会的局面也许是最重要的途径。

我曾在第8章论及，美国工会运动的急剧衰落，并不像有人常称的那样，是全球化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跨国比较显示，其他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压力，但美国工会的衰落则是个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参与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参与率分别为32和30；到1999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变。正如我在第8章探讨的，美国工会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场力量，而是保守主义运动制造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允许雇主进行破坏工会的活动、惩罚支持工会组织者的工人。如无这样的政治气氛变化，今天工会也许已在多数服务业企业组建，尤其是沃尔玛这样的巨型零售商。

一种新的政治气氛可让工会运动复兴，而复兴工会应是一个关键的进步主义目标。需要有具体的立法，例如《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若实施，雇主恫吓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会的能力会降低。但立法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执行已制定的《劳工法》。导致美国工会参与率剧降的许多反工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甚至违反了现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们能逃脱追究，屡试不爽。

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工会运动若重获力量，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不平等。跨国比较表明，这也许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在西方世界，工资不平等最剧烈的加剧情形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两国都经历过工会会员人数的剧降（英国的工会势力仍远强于美国，但其工会参与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经济虽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但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幅度似乎明显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或许是个重要原因。工会提升会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大多居于中游；工会还会使会员之间的工资平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工会是一股对冲管理层的力量，使限制过高与过低薪酬的社会规范产生效果，甚至影响到工会之外的人。工会还会动员会员为进步主义政策投票。让美国工会参与率恢复历史水平，会否让“大分化”大大逆转？我们不知道，但有这种可能，所以鼓励工会复兴应是进步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可以缓解过度收入不均的变化，并不只有工会运动的复兴。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其他因素抑制了过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气氛的变化：当时过高的高管薪酬会激发公众的审视、国会的听证甚至总统的干涉。但在里根执政时期，这些都没有了。

历史经验还表明，未来的进步主义多数派应理直气壮地质疑

私人领域的薪酬，不应当因为担心惹恼对方而畏缩。道德劝化过去起过作用，也会再次起作用。

另一场“大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