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相同。

但这不是全部。政府以税的方式征收部分市场收入，并将部分税收返还给公众。返还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付款，如社会保障支票，那是多数美国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二是为产品和医疗等服务付费。所以，不平等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均，即考虑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在现代美国，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可支配收入的不均不如市场收入不均严重，因为我们有福利国家—虽说依国际标准看规模较小。2007年的美国感觉上不像20年代的美国那么不平等，原因就在于税收与转移支付，二者稍稍节制了富人的生活水准，同时帮助不幸者脱离困境。

故而，缓解美国贫富差距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扩张、提高我们的后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将市场收入不均视为既定因素，但努力缓解其影响。要看这一做法的效果如何，让我讲个例子：法国这个缩减贫富差距的力度大大超过美国的国家。

如果你正身处生命中的困顿时刻或者你一生坎坷，那么当一个法国人绝对好于当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如果你失业了，不得不做一份低下的工作，你不用担心失去医疗保险，因为医疗保险是政府提供的。如果你长期失业，政府帮你解决吃住问题。如果抚育子女的开销让你囊中羞涩，政府会多给你钱，并帮助解决小孩的日托。没人担保你生活舒适，但你的家人，尤其是子女会得到保护，免遭真正严重的物质匮乏。

假如你境况极佳，做法国人就有其不利之处了。与美国相比，所得税税率有点儿高，而工薪税（ayroll tax）要高得多，尤其是名义上由雇主支付、实际从工资中剔除的那部分。生活成本也高，因为法国有很高的增值税—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政府医疗保险与其他福利的好处并不足以弥补这些税负。所以，如果一个法国人的薪酬（包括雇主支付的工薪税）水平在我们看来属中产阶级上层或更高阶层，他的购买力却要明显低于拿同样薪酬的美国人。

换言之，法国有多方面的后市场政策，以让痛苦者舒适、让舒适者“痛苦”的方式来缓解贫富不均。在这方面，法国代表了非英语语系的西方国家。不过，其他英语国家也比美国在缓解后市场不平等方面的力度大。

例如，在缓解65岁以下人群贫富不均的项目上，美国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要赶上加拿大的水平，我们还需再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要赶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还需国内生产总值的4；要赶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水平，还需9。美国的政府项目使28的非老年人口脱离贫困，而这一数字在加拿大是54，英国是61，瑞典是78。这些数字其实还低估了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差距，因为未将美国不保障全民医疗这一点纳入考虑。

在以全民医疗有效缓解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后，美国若要再接再厉，有个“简单”的办法：大幅提高力度，通过各种公共援助帮助不幸者，其开支则以对富人征税来弥补。增加的开支可能将主要是扩大已有的项目：扩大所得税抵免、更慷慨的救济食品券、更多的住房援助，如此等等。也可将儿童抚养、协助日托等项目加进来。至于可从哪里得到额外的税收，我将在本章稍后谈及。

但难道不是高税收与大范围的福利国家消磨了工作与创新的动力吗？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4。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说明了不应效仿法国吗？法国等有慷慨社会项目的国家的确有严峻的经济问题，但与通常的观念不同，这些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也并非与社会项目的浩大开支紧密相连。

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比美国低得多。主要原因是其就业人口比例较低—法国的工作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美国低10。而工作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差别，则完全是因为法国工人的休息时间多得多：平均而言，法国工人的年工作小时数只有美国工人的86。这么看来，法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略高于美国。

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与美国的差异在哪些方面是成问题的，在哪些方面则不过是差异而已，甚至或许代表了更好的选择。法国工人人均工作时间较短，似乎属于第二类。美国的休假很短，许多工人根本没有休假。本质上说，法国是做了个决定，用较少的收入来交换较多的休息。有关休假时间的法律规定以及工会签订的劳资协议保障了这一决定的执行。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其实让多数人过得更好了。近期一份比较欧洲与美国工作时间差异的研究指出，民意调查显示，人们乐意缩短工作时间，而对所谓“生活满意度”的跨国比较似乎也说明，就算收入会降低，少工作也会提高生活质量。但任何人都很难单凭一己之力来以较少的收入交换较多的休闲。法国的规章制度要求雇主提供假期，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规章制度也许真是好东西—虽说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外，法国人的工作比例也较低。法国的青年与老人倾向于不就业。在法国“壮年”中，即在25~54

岁的人中，有约80就业，这与美国的数字相差无几。但15~24岁的法国居民中，只有25就业，美国则是54；55~64岁的法国人中，只有41就业，美国则是62。关键在于，这样的低就业率是否应被当成问题。

法国青年的低就业率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由于法规使雇主难以解聘工人，从而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聘用工人。但细致考察则会发现，法国青年就业率低的其他成因也许更重要。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留在学校：15~19岁的法国居民中92在求学，20~24岁的有45，而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4和35。只有约10的法国学生兼职，美国则约为20。大概在法国，免费教育与公共资助的结合让出身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安心于学业，而美国的这些青年则或者被迫辍学，或者靠打工完成学业。这听起来是法国体系的美德，而非罪恶。

如前所述，法国人一旦进入最佳工作年龄，就业概率就和美国一样，这一事实与美国新闻报道常常描画的那幅劳动力大多赋闲的图景大相径庭。法国人唯一的严重问题（申明一下，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于老年工人的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低。这反映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误，尤其是25年前将工人全额养老金领取年龄下调到60岁的决定。这既鼓励了提前退休，也让纳税人背负重担。

看来法国人也会犯错误，但说“法国在养老金政策上举措失当”与说“超乎常规的福利国家废掉了法国经济”可绝不是一码事。借用法国的例子来反对加大力度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糊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