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像任何别的国家，而有点儿类似于德国体系。在德国体系里，医疗保险是由相互竞争但受到严格监管的“疾病基金”提供的。与法国体系相似，德国体系以比美国低得多的成本提供全民保险与高质量的医疗，而且就获取医疗的机会与便利度而言，无论如何也要好于美国体系：即时看病较容易，急诊室等待时间较短，就连自选手术的等待情况也少于美国。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要完善，但要点是，从经济、财政甚至政治的角度看，全民医疗都是很可行的。

医疗改革的回报

改革美国医疗的首要原因很简单—这将改善美国大众的生活质量。在现行的体系之下，数千万人得不到妥当的医疗，还有数百万人的生活因医药费负担而被毁掉，此外又有许多人虽尚有保险，也未因医疗费用而破产，但终日忧心忡忡，生怕接下来轮到自己。这些问题都不是无法避免的：其他富国都有全民保险。减少美国人面临的风险，就算会附有相当大的成本，也是值得的，更何况在这件事上根本就不会有成本。全民医疗将比我们现在四分五裂的体系要便宜、高效。

不过，医疗改革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将克林顿方案置于死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克里斯托说，那项方案的成功“将标志中央集权福利国家政策的复活”。这么说时，他心里真正想的是，全民医疗将让“社会应当帮助其不幸成员”的“新政”理念重焕生机。的确如此，而这正大大说明了全民医疗的好处。

简言之，全民医疗之于一种未来的新“新政”，就如同社会保障制度之于最初的“新政”一样：既是至关重要的制度，也是再度申明“彼此照顾、宛若兄弟”的准则。实现全民医疗应是现代自由派在国内政策上的第一要务，此事一旦成功，他们就可转向更一般性、更艰难的任务，即抑制美国的贫富不均。

12 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不平等的代价

缩小收入差距

平等化的算术

缓解市场不平等

另一场“大压缩”？

我早年身处的美国是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不平等已经回到了“镀金年代”的水平。我将在本章中简略叙述有助于逆转这些变化的政策，像在讨论医疗时那样，我将从价值观问题谈起。我们为何要担忧高度的、加剧的不平等？

担忧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生活水准问题。正如我在第7章中详细阐明的，过去3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以至于都无法清楚判断，普通家庭有没有从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中获取一丁点儿利益。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改善的状况不明，这本身就是要追求收入分配平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除此之外，极度不平等对美国社会与民主制的损害，也是重要原因。自美国建国以来，我们对自身的期许一直是一个不要有强烈阶层区别的国家—不是说全社会一律趋同、完全平等，而是说经济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差距，但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正为此意，托马斯·杰斐逊曾写道：“小地主乃国之至宝。”在现代语境中可将杰斐逊的说法表达为，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是一国最珍贵之物，这从来都是个正确的判断。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国变成一个中产阶级力量大减的国家，对社会关系与政治产生了侵蚀效果。由于美国已更深地陷入了一个新的“镀金年代”，这一效果越发明显了。

不平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