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述的，杜鲁门的提议因遭遇两个重要群体—美国医学会与南方白人的反对而失败。由于收入低，南方白人本可从该计划中得益，但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医院向各种族平等开放，于是加以抵制。

在美国各州之间进行一番比较，也能看到种族对福利国家支持度的影响。艾莱斯那、格莱泽、萨塞尔多特证明，一州的种族构成与其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会开支就越低。这一状况也许部分是因为，虽说有大批黑人北移，地区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然较多，也较贫穷。但这并不是全部，就算把收入水平差距考虑进来，上述关联依然存在。

为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与政策。两州的人均收入与中值收入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两州的收入水平类似，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也差别不大，但两州的政治迥异：马萨诸塞州以自由主义闻名，弗吉尼亚州长期以来都十分保守（现在情况也许有变，但弗吉尼亚州的“蓝化”是很晚近的现象）。在别的旧邦联州与其在经济上相仿的北方州之间，也可进行类似的一一比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较南的、黑人较多的州较保守。差异在于种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但“新政”联盟包括了南方，其原因已在第4章中论及。这关乎简单的私利：南方一向贫穷，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超额好处。这也关乎历史：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仍是林肯的党。还有一点是，北方自由派最初愿意与魔鬼立约，以接受“吉姆·克劳法”为权宜之计，换取南方支持总的福利国家方案。

但最终，南方白人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联盟，却因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破裂了。这一过程始自戈德华特，他奉行强烈维护州权的立场，反对1964年《民权法》。戈德华特在1964年选举中赢得的州，除亚利桑那州外，都位于南方。1968年，大多数南方州支持乔治·华莱士，但尼克松在几个“边界州”折桂。到了1980年，里根可以几乎不加掩饰地迎合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情绪，赢得南方州，而民主党人的形象与民权及纠正族群歧视的举措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南方的国会代表为何过了那么久才转向共和党，才是真正令人迷惑的事。

保守主义运动在政界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南方的转向？数据显示，保守派当今的胜利完全是这一转向的功劳—在当时也部分如此。

比较一下在相隔半世纪的两个时点上众议院的构成。1954年选举后，民主党获得众议院435席中的232席，并从此控制众议院长达40年。2004年选举后，共和党占据的席位恰好与1954年的民主党相同，在其连续12年对国会的掌控中，优势也从未达到如此之大。共和党人所获得的优势从何而来？答案是，其实在南方以外的地区，民主党人的席位增多了。而由于南方的转向，民主党损失巨大，最终席位少于共和党人。

南方的转向反映了南方白人投票行为的变化。1954年，与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论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概率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党，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党。在2000年与2004年大选中，南方之外的白人仅以微弱的多数支持小布什。但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南方白人要多出35个以上的百分点，南方黑人虽压倒性地为民主党投票，却根本不足以与白人相抗衡。要是没有这些南方白人选票，小布什应该早就落败，根本不可能靠“悬空票”与“蝴蝶票”入主白宫。

南方改弦易辙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揭示了保守主义运动政治胜利的秘密。这个秘密简单得几乎令人难堪，大致如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组织完备，那套环环相扣的机制就是右翼大阴谋的现实，由于这两点，他们得以接管共和党，并使其政策剧烈右转。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右转令选民不满，他们逐渐倒向民主党人。但由于共和党人能利用种族问题赢得南方的政治主宰权，他们反而能赢得大选，并最终夺取国会控制权。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故事尚未结束，甚至在2006年选举之前，以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汤姆·沙勒（to schaller）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就指出，共和党也许做过头了，就像当年的地域性转向导致民主党人失势一样，他们也可能遭遇类似的变故。在“新政”成员与“南方民主党人”的历史性联姻破裂之后，民主党人仍长期占据南方的许多国会议席。与此类似，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稳定的右翼投票集团之后，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较为温和的选区仍长期选择共和党人进入国会，而这批共和党人有一些在2006年最终丧失了议席。2006年选举后，在共和党人保留下来的议席中有42是南方席位，而1954年民主党南方席位的比例是47，二者相差不远。

除此之外还有个难解的事：南方白人觉得他们能从共和党那里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