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观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副产品。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不均的急速加剧改造了美国政治，显然要比将一切归因于几个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更说得过去。但所谓收入的日趋集中强化了经济精英的力量，并推动共和党的右转，这个假说会遭遇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时间。共和党开始剧烈右转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迹象，那是后来的事情。里根获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差距根本没有超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水平。国会中的政治变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选举。正如埃兹尔指出的，“年轻的、以意识形态为念的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中坚分子”从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众议院中也有相应的变化。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大学共和党人”的接管还要更早—卡尔·罗夫1972年就当选主席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机构也大体创立在同一时间。例如，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商业圆桌会”组成于1972年—该机构将几个组织涣散的团体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奉行亲公司政见的游说集团，最终成为桑托伦“k街战略”的基础。之后不久，美国商会也再度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游说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证据，即制度与规范的变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与规范的这些变化是因政治变化导致的。如此一来，认为贫富不均推动共和党右转的机械论观点就基本上说不过去了。也许随着收入的日益集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钱，随着这些人财力的日增，共和党的右转趋势得到了强化，但这一过程的推进必定还有别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些“别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种力量的集聚。简单复述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者”，即聚集在《国家评论》杂志周围的一小群持精英统治论的人，通过与其他派别合并，发展成了一股实力不俗的运动。这些派别的人都对战后温和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感到不满。狂热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发现了志趣相投的盟友，他们抱有同样的担忧；一想到别人拿福利就愤愤不平的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用体面的政治方式表达他们的怨恨；要应付工会而怒火腾腾的商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把他们的愤怒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

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让戈德华特获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过是因变起突然，令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而已，戈德华特也在竞选中遭遇惨败。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并吸取教训。在里根教导下，该运动学会了如何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尼克松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阴暗面—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这个重中之重—来赢得选举。

最后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它们使极右的主张不再停留于无用的抗议，而是转变为制胜的战略，从而赢得了大笔的资金，并建立了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即今天我们所知的“右翼大阴谋”。

不过，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个困惑又随之而来。收入不均的加剧本应让福利国家更受欢迎，在这个时候，那些鼓吹缩小福利国家、实施累退税制的人为何能赢得选举呢？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09 黑暗的选举

虚伪的政治

共和党胜利的秘密

邪恶帝国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