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水平高的工人则有小幅的向上影响。别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觉得鲍哈斯与卡茨得出的数字过高。

我将在第8章中论述，移民也许以一种较曲折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即通过使政治权力向富人倾斜。但是，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国际贸易又如何呢？许多国际贸易也许对收入分配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汽车及零配件贸易。两国都是高工资国家，占据同一产业上的不同位置，它们彼此输送的产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生产的，该贸易对两国的工资不均状况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美国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国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衣工人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教育，所需的资本设备不过是一台缝纫机，而孟加拉国进口的则是飞机、化学制品、电脑等精密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同孟加拉国的贸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会加剧不平等。设想你买了一条孟加拉国制造的裤子，这条裤子也可在国内制造。在买外国裤子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产美国制造的裤子为业的工人另觅工作。当然在美国出口时这也成立：当孟加拉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时，制造这架飞机的美国工人就没有必要寻找其他工作。但美国出口所代表的劳动力，与那些在和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产业中工作的劳动力大不一样。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会拉大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促进不平等的加剧。美国与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点是，技术偏向型的科技变化、移民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至多不过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间差距拉大的解释因素而已。虽然拉齐尔及许多人声称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释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回报确实提高了，但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的增长也大多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实际中值收入仅上升了17。

那是由于收入增长而产生的大部分利益没有为大批薪酬丰厚的工人获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极其丰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得到高额收入的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收益并不代表教育较好的工人整体的收益。ceo与教师一般都有硕士学位，但教师收入自1973年来仅有轻度的增长，而ceo的收入却大涨，在1970年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倍。

可以发现，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得离谱。这一现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变化在解释收入不均时的说服力。相反，这一现象支持了另一个论断，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制度变化的例子是工会力量的变化，规范变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工人则不利于士气”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现在却已不合时宜。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制度与规范的变化而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家中日渐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制度与规范来解释当今收入不均的加剧，将当前的状况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压缩”联系起来，当时不平等状况大大下降。第二，“制度与规范说”有助于解释“美国例外”的情形：美国不平等加剧的幅度之大，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

“大压缩”本身，或更准确地说，“大压缩”的持续，很好地说明了，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讨的，“婴儿潮”一代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成长环境并不是逐渐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会活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在很短的时间里构建的。但战争期间强加的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战时经济管制结束后仍延续了数十年，这就持续有力地说明了，隐秘的市场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经济学基本理论所教导的那么强。正如皮凯蒂与赛斯所说的：

战争期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可以用战时经济的工资管制来解释，但在工资管制废止之后，高薪人士的工资并未恢复以前的水平，这又如何解释呢？完全以技术变化来解释收入的平均化，与这条证据是存在矛盾的……我们认为，收入不均的这一模式或演化状况提供了进一步的间接证据，证明与收入不均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等非市场机制，也许影响了薪酬的确定。在解释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如何发挥影响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与彼得·特明是两位领头人。他们指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称之为《底特律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