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时比另一半人贫穷的那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不同，酒吧里的中值收入不会因比尔·盖茨走进而剧增。

事实说明，要形容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真实情况，比尔·盖茨走进酒吧是个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轻微上升，或是事实上下滑，这取决于对之采取什么样的定义。

读者也许觉得计算中值收入是个直截了当的事情：找到那个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穷的美国人，计算他的收入。但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争议都不易解决：如何界定适当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复杂性之前，先让我重复一下那句点睛之笔：我们甚至于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诉读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没有人争论普通美国人的境况是否好于20世纪40年代。一切指标都显示，生活水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体翻倍。没人怀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与薪酬。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现在来谈一谈那些复杂之处。事实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把3亿美国人按收入顺序排成一行，然后计算排在第15亿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毕竟不能把儿童列进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过是其所属家庭的收入。那么我们也许应考察家庭，而非个人。如此考察就会发现，依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家庭中值收入从1973~2005年有轻度增长；2005年是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总增幅约为16。

但就算如此轻微的增幅，可能也夸大了美国家庭境况改善的程度，因为这一增长部分是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取得的。在1973年，许多妻子仍只在家中劳作，即使出门工作，许多也只是兼职。我无意暗示说，有更多的妇女工作有什么不好，但因配偶从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与工资的提高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这也许会带来隐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钱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务的时间减少、更为依赖预制食品、托儿开支等。

如果我们问一下，今天的美国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许多家庭那样，只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会从上述数据中得出更为悲观的情况。现有资料显示，单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变得更难了，因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但就算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之下，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由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今天的劳动力队伍比1973年年老、经验丰富，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更熟练的工人应当取得更高的工资。考察35~44岁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男子往往已在养活守在家里的妻子了），我们会发现，他们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经济学家之所以连“普通美国人自1973年以来有无改善”都无法断定，在界定相关人口方面的争议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类问题与物价的度量有关。我一直在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i）的变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转换成今天的美元。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辩称，ci高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ci没有完全考虑改善我们生活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故而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准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情况。这一论据就像是说：“可他们那时没flix呀！”严肃地说，今天的许多产品与服务在1973年尚未发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机、互联网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药品与医疗技术，它们不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亿万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是，劳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面变得更艰难了，那是官方数据所无法展示的：为了在好的社区生活，人们的争夺更为激烈，交通更为拥挤，如此等等。

也许压场词应让大众来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这仅仅是怀念一段难忘的黄金时代吗？也许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们对于更上一辈的美国境况，却没有这样的眷恋。总之问题是，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并无明显的改善，而这不是正常现象。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正如我用“比尔·盖茨在酒吧”这个比喻暗示的，由于贫富不均的加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但在这段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中，赢家和输家是谁？赢家不是比尔·盖茨一个人，但这个群体人数之少的确令人吃惊。

假设所有劳动力平均分享了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现在的收入将比20世纪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意味着，普通工人所获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实，身处收入分配中大约第90个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长速

度都低于平均水平，而只有在第90个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说，普通美国工人的有限收益与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的囊中。在奥利弗·斯通1987年执导的影片《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隐约以伊凡·布斯基（ivan boesky）为原型的敌意收购大鳄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荫庇的一个人胸无大志，后者由查利·希恩饰演。“你想不想成为另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的家伙，每年挣40万美元，坐头等舱，舒舒服服的？”

当时年收入达到40万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约第999个百分位。这看上去已很不错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识到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内部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处在下方的一半人大体为年收入10万~15万美元的人，虽然要比在他们下面的美国人过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实上，在1973年之后他们收入的增幅远不及战后繁荣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过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好的人，就只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长率就高得离谱—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

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何胜过别人那么多？在最早的“镀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来自他们拥有的资产：经济精英拥有宝贵的土地、矿产及获利丰厚的公司。直到今天，与薪酬收入相比，资本收益（即来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业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权产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不用说，这里的“劳动”当然不是指为挣一点儿计时工资而艰辛劳作。如果说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国人是那些拥有工厂的产业贵族，那么其100年后的翻版便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获得高昂的奖金、股票期权等劳动报酬。就算在最顶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万人里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将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计是，这群超级精英的工资收入约一半来自于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仅是ceo，还包括其下的一些职位。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所以，从直觉来看，收入不平等总体上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获得社会报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报酬一直很丰厚，但现在却丰厚得离谱。

问题显然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一般而言，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的大分化，有两种相互抵触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其根源是技术需求的提高，而技术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的科技变化—那些想让人觉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欢这么说；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对不平等加剧的一般解释（姑且称之为安全解释，因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欢这一解释）是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提升，而后者主要是科技变化推动的。例如，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齐尔就这样说道：

收入不均大体反映了“技能投资”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资”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学业、获得更多的培训、获取新的本领……技能高超者与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原因何在？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从根本上可以归因于近二三十年来的科技变化。在我们这个科技先进的社会，与科技相对落后的社会相比，技能的价值更高……随着电脑重要性的日增，一个工作者要有效地生产，学校所要求的技能、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与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对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齐尔的话：以个人电脑、手机、局域网、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备正式训练的人以制造、规划、运行和修理这些新玩意儿。与此同时，对重复性工作者的需求减少。例如，与1970年相比，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大大减少，因为有了文字处理程序，打字员已经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网络，对文件归档与修订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但经理人数仍与以往相同。与局域网连接的条形码扫描器减少了必需的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人数，但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经济体中，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科技变化提高了技术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均的加剧，这一假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在各种大会上，经济学家常常不加解释地使用sbtc这一缩写，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仿佛听众都明白其含义一样。这一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时间上说得过去：收入不均的加剧，几乎

与计算能力及其实践应用的大爆炸同时发生。虽说大型计算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广泛应用（那是一种庞大的机器，占据一屋的空间，吱呀作响地处理工资单与其他商业数据），但大型计算机对于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方式影响甚微。直到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制造出首个集成电路，即首个电脑芯片，现代信息科技方才大显神威。科技大流行也只是在那时才成为可能。第二，sbtc是一种让经济学家觉得舒服的假说：只与供需有关，不需要论及制度、规范、政治权力之类的事情，那都是社会学家探讨的对象，经济学家很难将其融入经济分析模式。第三，sbtc不把收入不均的加剧归咎于任何人：只是科技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足以证明“科技变化造成了收入不均加剧”的直接证据是少得可怜的。事实是，根本没有能用来衡量科技对市场影响的简单方法。其实，在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上，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用科技来解释他们无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来解释的事，其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科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移民；其次，估算贸易与移民的影响—这本身是个带有先入为主色彩的过程，但至少我们有贸易量与移民人数的相关数据；最后，这些可度量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则统统归因于科技。也就是说，断言“科技变化是收入不均加剧主因”的经济学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们推论出贸易与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祸首。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移民与国际贸易被经济学家视为收入不均加剧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原则上二者也均应促进了高技能美国人工资的提升，并且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

当然，移民本身就是个十分热门的政治议题。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大举移民，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70年，不到5的美国成年人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在1980年之后剧增，其原因仍不太清楚。[4]现在移民占劳动力队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应当对总工资产生了一定的压低作用：假如没有移民，竞争美国工作岗位的工人会少得多。

而且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移民大多数来自拉美，除此之外的移民也有许多来自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意味着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平均而言要比本土出生的工人少受很多教育。13的移民拥有相当于高中以下的文凭。结果是，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而使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相对更为稀缺。那么根据供需关系，移民应当压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提升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资。

但其影响至多只能说是中等程度的。就算根据哈佛大学的乔治·鲍哈斯（gee borjas）与拉里·卡茨（rry katz）所做的最悲观的主流估算，移民对高中辍学者工资的压低幅度大约只有5，对高中毕业工人的影响更要小得多，对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