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现有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缥缈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aranoid style arican olitics）中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别人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和外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士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对很多人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

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裕国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裕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疾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瑟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鲁瑟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立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erlste）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akg of the arican nsen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rence 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

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被人指控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瑟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

瑟有一丁点儿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8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谋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ublic 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但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