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增，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进行这样的联系。更何况，在公众的头脑中，对犯罪的担心与对大规模城市暴乱的恐惧纠结在一起无法拆解。

自1964年纽约市曼哈顿的哈勒姆暴乱开始的城市暴乱时代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虽然在1968年之后也有暴乱，如1992年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g）之后的洛杉矶暴乱，但感觉上再也不是全国性的浪潮。而在暴乱年代，美国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腾腾。

城市暴乱潮涨潮落的原因，与犯罪涨落的原因同样模糊不清。也许大多数暴乱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乱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杀了一名15岁的黑人少年。在暴乱中，警察经常滥开杀戒。但警方对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为什么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4年里激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呢？

社会科学家已发现，最易于发生暴乱的城市是居住着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没有暴乱，也许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严厉。或者说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掀起暴乱。在北方城市，镇压没有那么猛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迁移，到了60年代，许多北方城市都有庞大的黑人人口，其中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年轻黑人日渐增多。人口结构上的这些趋势（大体上与诱发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趋势相同）加上城市贫民窟可怕的生活环境，可能为以暴力对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若非这两个因素，人们也许会选择忍气吞声。

民权运动与城市暴乱有没有关系？通称“克纳委员会”（kerner ission）的“社会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在1968年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些关系。该报告称：“白人种族主义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城市中不断积聚的爆炸性局面负主要责任。”报告虽把白人种族主义列为罪魁祸首，但也暗示说，暴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民权运动带给人们的期待。

民权运动取得的司法与立法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追求权利平等的恢弘斗争，都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当一些期待落空后，就残留了失望和沮丧。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以暴力方式抗议的风气业已出现，其原因有：白人针对非暴力抗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拒绝废弃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官员公然藐视法律与联邦权威；一些从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议组织转而放弃非暴力的方式，凌越受宪法保护的请愿权与自由集会权，诉诸暴力来强迫政府更改他们不满意的法律与政策。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导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动体制的转变”，除了暴力之外别无良方。这样的挫败感反映为，拒斥并敌视法律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控制他们的白人社会，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号中的种族意识与种族团结。在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情绪，自尊与强化了的种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对“体制”的冷淡与屈从。林登·约翰逊对这份“克纳委员会”报告深感沮丧，他觉得这份报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将城市混乱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就算有再确凿的证据，也绝对无助于赢得白人选民。说减轻种族主义高压的种种举动可能会刺激暴力，无助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反而会让那些原本就反对民权运动的人如虎添翼。当然这份报告帮了尼克松的忙。

然而，在白人选民的脑海里，犯罪和暴乱还与另一个被众人认为预示着美国崩溃的迹象连在了一起，这个迹象就是对福利依赖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里根去世，此后他被赞颂为一位可爱慈祥的人物，为自由事业费心尽力，而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赢得了“冷战”，也许还有坚持不渝地减税。但1966年当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却形象大异，他是对“福利懒汉”感到愤怒的白人选民的代表与工具。在自传中，里根如此描绘1966年促请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那些群体：

民众对挥霍浪费的政府项目与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厌倦；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税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制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还有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觉得只要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人类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画面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税负。这根本就是罔顾事实，至少是绝大部分的事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福利”措施，不过是“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而那并没有耗费多少政府开支，骗取福利从来都不是严重的问题（后来里根还一遍遍地讲到那个严重夸张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开福利凯迪拉克）。事实是，福利领取人员的确在增多。到1966年，领取福利的美国人是10年前的2倍。这还只是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时期，福利领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里根也无须指出，新增的福利领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么？主流媒体认为是观念的转变，《时代》杂志在1970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