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就要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不加限制，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尔丁与马戈所言：“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谁在篡改历史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人们会普遍怀疑，这些政策对贫富差距将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力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时的水平。

其次，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委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无法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顺利，我提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经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和往常一样，这些不过是数字，至多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生活水准的飞升，普通美国劳工的境遇之优越也远不是其父辈所能想象的，对此，还有谁会质疑吗？我们对当前经济的感受却至多能用“不可妄断”来形容，当前美国人大都觉得生活与几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面变好，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差，这不是也很明显吗？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一笔抹杀。每周一到周五晚在bc上宣扬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rry 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