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凯迪拉克车与雪佛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人们在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西蒙·库兹涅茨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经济统计学大体上是由他创立的，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在发展的初期，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10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骤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