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 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

adford 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80

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俾斯麦此举并非源自同情心，而是出于政治算计。换句话说，他想要防患于未然，以免德皇的统治遭遇反对。但他这么做说明，政府其实是可以更有同情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为退伍军人及烈士遗属建立的福利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谓社会保障制度的先声。1896年的人民党人呼吁实施累进所得税和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在经济萧条时提供工作。将近40年之后，罗斯福最终实施的政策与之并没有多少质的分别。

美国当时也并不是一个穷得没钱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要比欧洲国家富得多，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共补助计划都有相当规模，比美国的大好几倍。实际上，1925年美国的富裕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英国相当，而在那段时间里，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该套福利体制在一些方面要比美国当前体制的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为何当时无人提出有影响力的呼吁，借用休伊·朗（huey long）后来的说法—“剪点儿富人的毛，帮帮小伙计”呢？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共和党起初代表自由劳工，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大公司和富人的政党。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之间的16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赢了12次，它对参议院的掌控更加持久，在这段时期的32届国会中，只有5届是民主党人占多数。虽说众议院的争斗更激烈些，但那里通常也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而且单在两党之间进行比较，会低估这段时期里保守派对政坛的主宰力量，因为民主党的一个重要支派与共和党人完全一样，支持维护富人利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就是所谓的“波旁民主党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反对革新的南方人，也包括一些亲近商界的北方人。在某些问题上，“波旁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不同：他们信仰自由贸易，而非高保护性关税，并且谴责政界的腐败，所以并不能把“波旁派”归为共和党中的左派。在民主党人偶尔真正入主白宫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名“波旁派”：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赢得竞选，这段时间里唯一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就是个“波旁派”；而且那些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通常也是“波旁派”，如1876年的塞缪尔·蒂尔登（sauel tilden）。

在这样一个国家，单从人数上考虑，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的要求本应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保守派长期主宰国家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这些因素在今日的政界也都十分常见，不过在当时的表现更为夸张。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许多美国工人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在1910年，将近14的成年男性是未归化的移民，所以不能投票，同时南方的黑人也因“吉姆·克劳法”而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除移民与黑人外，其余人口的约14（而且大体上是最穷的14）完全被隔离在政治进程之外。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看到，由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与黑人中持续的低投票率，当今的美国又出现了投票权遭剥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系统性压制投票的做法，虽与“吉姆·克劳法”年代相比，其手法要隐晦得多，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种做法仍会主宰乾坤。

第二个因素是竞选资金。资金的作用在1896年大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次选举可谓是在南北战争与1932年之间，挑战统治美国的经济精英的人唯一一次真正有可能入主白宫。富人担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 jenngs

yan）上台后会采取不利于他们的举措，于是采取行动，不是将他钉死在金十字架上，而是用金钱的洪流冲垮他。威廉·麦金莱（willia ckley）1896年的竞选花了335万美元，几乎是1892年共和党竞选开支的2倍，比布赖恩手中的财力多4倍。而且别忘了，在1896年30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相当于今天的30多亿美元，是小布什2004年竞选开销的5倍。1896年两党如此悬殊的财力确属例外，但通常共和党人都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民主党人只有3次在财力上大体可与之匹敌，一次是1876年的大选，当时民主党人蒂尔登实际上赢得了普选（选举团投票的结果被窃取了，双方达成了一项交易，拉瑟福德·海斯入主白宫，交换条件是他承诺从南方撤出联邦军），另外两次就是格罗弗·克利夫兰在1884年和1892年的胜选。并非偶然的是，蒂尔登和克利夫兰都是“波旁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提名人若不是“波旁派”，对方的竞选经费就总会压过他2倍左右。

第三个因素是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两党都这么做，其方式多种多样。在“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匿名投票的情形很少：选民大都使用两党自印的选票，所以从大小和颜色就能判断这些选票的种类。因此，

贿选是方便可行的（很容易就能确定所投选票其实是买来的），也很普遍。1888年《纽约时报》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威廉·达德利（willia dudley）寄给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各县主席的一封信。该信部分内容如下：

贵委员会必从休斯顿主席处获取必要援助，以确保我方摇摆不定、犹疑不决之选民……将摇摆者分为五人一组，每组置一可信人士为其统领，辅以必需之资金，务必令其确保人人上阵，并投我方之选票。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写的，这封信是“直言不讳地怂恿犯罪……是指导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贿选者与贿赂团伙的正式手册”。这并不稀奇。其实有理由相信，“镀金年代”的高选民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诱惑。很明显，贿选现象在摇摆州最普遍：一项广为传述的估算认为，在“镀金年代”和“进步时代”，多达13的新泽西州选民（当时该州经常摇摆不定）常能一手投票、一手拿现金。

多报选票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城市政治操控集团主宰的地区。不过多报选票者大都有羞耻心，不敢像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 arcy eed）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选票不创造结果，计票员创造结果”。还有广泛的恐吓行为，以阻止对方党派选民投票。若用尽了所有办法还不行，根基深厚的政治团体有时还采取最后一招，就是将选民的意愿否决了事。例如，1897年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就直截了当地将几位人民党人扫地出门，虽说它也承认，他们在各自的选区赢得了多数票。

和以往一样，两党都在搞这些勾当，不过共和党人的财力优势也许意味着，在当年两党你争我夺地投入政治腐败之时，他们往往能胜出。更宽泛地看，金钱与组织带来的优势可以通过选举造假得到强化：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往往并非谁的纲领更受欢迎，而是谁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真正反映多数人利益的纲领赢得选举的概率，因选举造假而大大降低了。

然而，如果认为“长镀金年代”是个冲突激烈、平民追求平等的冲动遭遇精英武力强行镇压的时代，那将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体系与生俱来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平民主义，这一倾向十分强烈而明显，以至于政治家对经济秩序的种种不平等只能听之任之，连质疑一下都不会做。

讽刺的是，由于平民主义在“镀金年代”的美国极不盛行，反而使耍政治权术在一些方面变得轻松，不似今天那么复杂。在“长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势力要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像今日的保守主义运动那般纪律严明。在那时，要传播保守派的思想、奖励信徒、恐吓新闻界及任何反对者，根本不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如黑手党一般强调忠诚的特殊机构，也根本不需要与宗教主义者结盟，不需要拿道德与生活作风问题做文章，更不用扭曲对外政策，或看准时机投入海外战争来转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