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当研究者对统计数字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时，这一正统见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大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大赢家是为数甚少的一群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来越觉得，科技并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开始认为，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第四，跨国比较提供了一种“受控试验”。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在发达国家中是个特例，即便与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也远为不及。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贫富不均的加剧有政治上的根源，那么美国的与众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这种加剧的主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该是类似的。但事实是，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温和的增加。

因此，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政治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保守主义一手遮天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最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 f buckley）编辑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进行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领袖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ln 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克斯特（grover nor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1]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 ti for choos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40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

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 g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我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小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