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升月落，一夜无眠。

无论横躺竖躺，我总觉得桌上那只黑色木箱就像一双黑暗中的眼睛，幽幽地看着我，有些哀怨，又有些多情。

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怀疑周东亭对我有情，但这份情有几分，从何而来，却一无所知。

在这段隐密的关系里，我最怕看到的就是感情，欠什么都能还，唯独欠了情，还不清。当然，我对他是有好感的，人没有办法跟厌恶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不抓狂。平心而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英俊幽默，修长挺拔，一双漂亮的眼睛，笑起来带着电。

好几次，我想脱光衣服去敲他的门，坐起来，纽扣解一半，又躺下了。不是什么羞涩感作祟，只是我真的做不出来。不算昨晚，我们早就有过一次性事，可那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是一种成年男女间没有负担的享乐，凭的是本能。如果现在送上门，那是还债，再高明的技巧也无法抵销我罪恶的目的，太假。我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我是艺术家，卖艺不卖身，真的。

幸好，这天之后，周东亭在外变回了浪荡公子的作派，在内，对我不再有进一步的举动，两个人相安无事和和气气地过了几天。

我把黑木箱拿回画室的时候，乔亮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以为是李时送的，直叫李哥大手笔。我说不是，让他别乱猜，把箱子搬到二楼我的房间，找块布盖起来收着。他只当我舍不得用，嘀咕着自己跟了个守财奴，便走开了。

乔亮前脚刚走，唐心雅的电话就来，问我有没有什么进展。我推说最近事忙，没顾上，她立即催促我，口气里有不掩饰的焦急和失望，我假装听不出来地敷衍着。

这事发展到此，我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拖着。

毫无疑问，那个孩子的出现，改变了我对小江是否出轨的看法，他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孩子而接近王知雨。而唐心雅知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呢？她能弄到王知雨的排班表不可能不知道她有个儿子。或者她根本没有把孩子和小江联系到一起，毕竟小江小时候的样子她不熟悉。如果她真的发现了这件事，不可能是找我帮忙这种处理，没有女人能如此淡定对待丈夫的私生子。所以，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是我唯一的选择。

有的时候，费尽心机解决不了的事，给点时间，可能有峰回路转也不一定。

乔亮从二楼下来，我已经把李时送我媒介剂都在架子上摆放整齐，背起包，对他说：“走，今天带你见个大人物。”

我们来到市图书馆报告厅的时候，里面几乎座无虚席，这里马上将有一场讲座。我的座位在前排的预留席，面前一米就是半人高的台子，中间放几条长桌几把圈椅，台上人一伸腿，鞋底的泥都能清楚看到。我是来听说的，对人不感兴趣，就叫李时去坐，自己在后面找个空地站着。

能贴墙站的位置已经都被占满了，我走了一圈，打算去侧面站着，这时有人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回头一看，是林莉。她挪了挪身体，往旁边靠了靠，硬给我让出了一亩三分地。我对她笑笑，她面无表情点点头。

跟林莉在一起有这点好处，我讨厌寒暄，她更是连招呼都能省略，想说话就说，想回答就回，装聋作哑她不在意，而她的表现更像压根不认识你。

不一会儿，主讲人出现在台上，底下一片骚动，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主讲人是一位大画家，姓陈，我在这里称他为陈先生。陈先生曾经只是画家，现在么，不好说，作家、自由撰稿人、美学家、评论家，身兼数职，就是不好好画画。

他讲的题目并不是绘画的范畴，大的多，深的多——“文化的失衡与反思”。这应该是主办方选的题目，给他讲，他便讲了。普通人听到这几个字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书架上无人问津的大部头，令人想到就瞌睡，陈先生偏偏能讲得很有意思。他的话常常带着自嘲式的幽默，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嘲讽自己更嘲讽别人，批评起权威来从不客气，说了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

正是因为他不说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话，直接得叫人捏把汗，文艺青年爱他爱到不得了。这样能画能写，能说能辩又有激情的才子，几十年才出一个，怎能不追捧？正如谈现代诗必云北岛海子，谈文艺必曰陈先生。

陈先生说，他曾经被一家主流媒体邀请去一个讲演会，讲“文化宽容”，他对此很是惊讶，在国内，“宽容”这两个字不是随便能说的。去了之后，发现题目已经变成了“文化宽度”，苦笑不已。现场有个不太安份的年轻观众向他提问，问对普世价值的看法，结果被主持人粗暴地打断三次，最终还是没能把问题说完。大环境就是这样，谈觉醒谈反思都是表层的，触不到里面的东西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老愤青。不可否认，听他说话，很过瘾，像高度酒，带着劲儿。听完之后，还会有一两句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时不时跳出来让你咂摸着嘴回味一下。

演讲不长，一个小时便结束了。从图书馆出来，我和林莉站在树下抽烟。好像我和她在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