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郊一栋中式的宅子里，我见到了柳老太一家。他们委托我画一幅全家福，来庆祝柳老先生八十寿辰。

不过这家人的时间观念似乎不太好，一个半小时后，全家人才终于到齐。总共十人，分两排，或站或坐。

布置停当，我在画布上快速地起稿，李时今天充当我的助手，负责拍参考照片。

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两米五乘一米六的十人集体肖像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的计划是起草稿，确定每个人在画面上的位置，为之后的单独写生做准备。

当听说每人还要花两个下午来这里写生时，老人的大女儿立即表示反对：“你不是拍了照片了吗？对着照片画不就好了。”

我说：“照片只是对写生的补充，在光线变化的情况下来提高画面的准确度。对着照片画出来的画往往陷于对对象的单纯描摹，会显得迟钝，达不到传神的效果。”

她还是不愿意。李时上去跟她解释。

我看他们说话的样子好像还是认识的，不禁对李时的交际圈肃然起敬。

后面的事情进展的很顺利，我每天下午都会来到这间书房，跟约好的对象呆上三四个小时，而柳老太大多也会在场。

轮到为老人的二儿子写生的那天下午，我到了柳宅，却赫然发现画架画具都不见了，只留了一条口信，让我去某某大厦找他。

二儿子柳开文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批文件，旁边还有几个助手模样的人。我打了一肚子的腹稿，想郑重而严肃地告诉他，这种行为令我有多愤怒而失望，以及背景色光源色环境色的不同对画面调子的影响，但到了那个房间，站在他面前，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问题。他的眼神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接着他的舌头确认了这一点。

默默走到画架前，我叹口气开始工作。

把画架搬来的人显然只是随便找个空地就放下了。我试着调整位置，可那半面墙大的木结构死沉死沉的，我用类似推车的姿势来推动它，使了吃奶的力气只挪了一只脚的距离。这该死的地毯！

“扑哧！”

我转头看向那边几个人，柳开文举着一份文件在看，挥了挥手，旁边两个助手立刻跑过来帮忙。我对他投以感激的一瞥，然后发现虽然文件夹挡住了他的脸，但他抖动的肩膀表明，他此刻不是在哭，就是在笑。他竟然在笑？！

但很快他又恢复了不怒自威的设定。之后的三个小时里，我不断提醒他，想象自己和家人在一起，试图让他的露出笑容，可惜收效甚微。

看得出他工作很忙，经常有人进来请他签字批示。起初那些人进来看见老板表情诡异地在墙边罚站都会吓一跳，然后一脸想笑不敢笑，直到来的人越来越多而频繁，理由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我记得水送了三次，水果送了四次。他不耐烦地叫人守在门口，别再叫人进来，估计现在已经后悔搬到这里来画了。

我开始觉得这主意也许还不坏。

太阳西沉。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身后，柳开文正吩咐助手找人把这一摊子送回柳家宅子。

乘电梯下楼，身边都是下班的职员，形色匆匆。我夹杂在人流里，向出口走去，我的脚步不自觉有些快，带着急迫。

这是因为，刚才在柳开文的办公室里我看见了一个人，一个我从没想过会再见的人。如果他看到了我，凭着很多年前的默契，并且他也想见我，应该会在出口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