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什么，我当年测荧光值，几百个管子加过去，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了。那比这更不稳定。”

“薛老师，您真夸张。”

“怎么，你挠墙不夸张，我泪流满面就夸张了？我看你这次的细胞和你一样，状态不太好啊，重复不出来也是情理之中。”

“那怎么办？张教授要我这个周末就把数据交给他。”

“时间是紧了一点，赶快把细胞状态调一下，争取明天再做一次吧。”

“唉，实在不行，就把第一次的数据给他算了。”

“同学，这可不行哦，不要弄虚作假。”

“我都博二了，再没文章咋毕业呀！”

“同学，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发文章这事儿，有惊，无险。我都能毕业，你也一定行。”

她总是这样温言软语地劝慰那些做实验的学生。有一次卓红莉问她，为什么读了博士却想做工程师，她的回答倒是很爽快。

“我不适合搞科研，没多少想法。能掌握一门技术就不错了。而且我们学校的共享仪器中心可是朝九晚五——唉，果然工作不容易呀。”

虽然这样说，她从不曾消极怠工，无论工作到多晚，早上都能准时出现在实验室，只是有时拖着她那个大电脑包，显得憔悴。

后来这样久了，卓红莉就问她，这样工作难道不怕没时间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