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盆打翻了，滚烫的热水洒了我一身，单薄的棉服浸了水湿哒哒，风一吹就是彻骨的冷。

玲姐停在空中的手顿了很久，直至我打了个喷嚏，那只手才调转方向拥住了我。

接着，玲姐给我讲了小春花，又给我看小春花留下的唯一一张满月照。

我想，我原来是顶了小春花的位置，得到了玲姐给小春花的那份好。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我改回了之前的称呼，依旧叫她玲姐。

至于她为什么叫玲姐而不是什么李姐平姐，只不过是当初进孤儿院时被院长叫错了名字，后边将错就错，借此和曾经说再见罢了。

十几年，我和玲姐相依为命，考上大学时，玲姐卖掉老房从临城搬来这边，买了一套二手房，六十来万，在这样的地界不算贵，却也几乎花光了她的所有积蓄。

她说，房子这种东西，以后肯定还会升值，不亏不亏。

然后在房产证上落了我的名字，江暖。

我坐上赶去临城的长途汽车时，怀里便揣着从玲姐床头柜里翻出来的房本。

脑子里一团乱麻，手机开机后十几个未接来电，宋月苍白的神情，还有终于接通的那个电话。

兰姨说，玲姐跳江了。

后边她还说了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耳鸣，头晕目眩，记忆断了片，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便已坐上去临城的车。

三个多小时，我忘了是怎么过来的，手机还停留在宋月发消息问我上车没有的界面，我没有回。

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她能陪着我，但她没有，客观的主观的都没有。

无论是她没有身份证不能坐汽车这点，还是她拒绝了黑车司机执意将我送进汽车站这点，我都觉得她冷静得不讲情理了。

说实话，我是怨她的，但又不能怨，因为她没有错。

凌晨的医院很冷，寒气钻到心里，肺腑，骨头缝里那样冷，我裹紧衣服，屏住呼吸，看见了病床上的玲姐。

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浑身插满管子，但呼吸机是嘀嘀嘀的，头上的纱布也包的严严实实，管子几根，心电监护仪在床旁亮着光。

心跳的频率头一次这样具象化地展现在我眼前。

“医生说，玲姐她本来也没呛几口水，心肺这些都是好的，就是跳下去磕到头那一下，有点严重。”

“磕到头。”我喃喃道，收回视线，转头看向兰姨，“医生有没有说多久能好？”

“可能明天，也可能一周，医生说得看病人情况。”兰姨顿了顿，“暖暖，你也别太担心，医生都说脱离危险期了，应该快了。”

说着，兰姨拍了拍我的肩，让我坐到旁边的陪床上。

“兰姨。”我微抬头看她，“玲姐为什么会去江边，又为什么说她是跳江，怎么可能，玲姐她……”没理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