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就此没有过去，只有将来
我十二岁那会儿，我阿母每天都要去烧香问卜。
倒不是求神明，而更像是去找神明们讨说法的。
早上六七点的样子，她挎上竹篮，放一袋粿子，抓一把香，便要出门了。我和我阿妹——你太姨，就赶紧追了出来，跟在后面。
我阿母缠过脚的，穿的鞋比十二岁的我穿的大不了多少，走路走得格外用力，左右左右一扭一扭，两只手跟着像船桨摆动起来。
我和我阿妹——你太姨，一左一右追着她走。太远，总感觉要被抛下了；太近，随时要被手甩到。我们仨，看上去像是一个罗汉领着哼哈二将，又或者佘太君领着杨门小女将。只差没喊：冲啊。
虽然看着这配备，就可以笃定是去烧香的，但总有人不相信地问：这是去哪儿啊？
拜神去——阿母的回答像支箭，在提问者的语气词还没结束时，就当即射到了耳根。
我也是那一年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庙多：因为人生需要解决的问题真多，一个神明，不够。
庙都是沿着海边修的，像是圈着海的一个个哨所。
从我娘家出门右转，第一座庙是夫人妈庙。夫人妈是床母，男欢女爱以及小孩的事情归她管。庙里墙壁上画满了二十四孝，还有些壁画，平时是用红布遮着的，只有新郎新娘结婚那天才能挑起红布看。
第二个是妈祖娘娘庙。妈祖娘娘的庙里，总是鸡飞狗跳的。乡邻们处理渔获的时候在那儿，打牌的时候在那儿，到了饭点端着饭菜也都聚到庙里吃。边吃边相互逗闹着。我阿母在那儿问卜的时候，总要被打断——有人嬉嬉笑笑地突然冲到妈祖娘娘面前嚷着：妈祖娘娘评评理，是不是我看上去就比她腰细屁股大？另外一个人追来：妈祖娘娘会笑你老来傻，这么大年纪还不正经……
我问过阿母，这妈祖娘娘管什么。阿母回答：妈祖娘娘就是大家的阿母。
第三座庙是关帝爷庙。正中间是关帝爷捧书夜读的神像，左边的墙壁上镌刻着“春秋”，右边是“大义”。神殿层层叠叠的梁柱上垂下一盏盏油灯，星星点点的，像星空。
第四座庙是三公爷庙。他整个脸都是黑的，据说是因为帮皇帝试毒药中毒而亡，因而升天当神的。他管的好像是世间的公正。
第五座是孔夫子庙，第六座是观音殿，第七座是……
我最不喜欢去的，是最后一座大普公庙，大普公庙就在入海口——我后来的婆家这边。
这庙里除了大普公，还有黑白无常以及一尊黑狗的神像。按照咱们这里的说法，有些人死后还会因为眷念、仇恨、不甘等而不愿意离开，这些魂灵留在人间总要搞出点事情，大普公的职责就是普度众生，帮着它们升天。
据说一年到头，大普公都在走街串巷，寻找窝在某些隐秘角落的魂灵，把它们一个个，哄小孩般哄到自己的庙里来。但升天仪式一年只有一次，那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其他时候，大普公搜寻来的魂灵就都暂时住在庙里。
也不知道是不是暗示，我总觉得那座庙凉飕飕的，又莫名有种拥挤感——毕竟这么多魂灵和大普公挤在这么一座小小的庙里，该多不方便。我因此觉得大普公的神像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只有七月才说得上热闹。七月一开月，整座庙陆续排满纸扎的马，到了七月的最后一日，把所有纸马一起拿到庙前的广场上，一匹匹摆好，头朝西边的方向，再一匹匹点燃——按照咱们这儿的说法，这一匹匹马驮着一个个灵魂就此飞天了。
烧纸马的时候，镇上总有人要来围观，眼睛死死盯着一匹匹燃烧的纸马，好像真的在辨认，是谁骑上了这些马。
有人喊着：看到了看到了，它升天了。哭得梨花带雨。有人如释重负：总算走了啊。我看不到他们眼里的东西，但我看到了他们，千姿百态的，我在想，或许他们看到的从来就是他们心里想的，或许，人从来只能看到自己心里想的。
阿母确实看上去太不像去拜拜的人了，她兀自往前冲，嘴里还总要咬牙切齿地念叨着：不应该啊？凭什么啊？我不服啊……
每到一座庙，就把那袋粿子一放，点上三根香，开闸泄洪般，噼里啪啦说着想问的事情，然后拉着我们坐在长椅上，自己却突然很爽快地闭上眼睛，真真切切地打起盹来，留下我和我阿妹定定地坐在位子上。
我阿母打盹是为了等神明。按照咱们这儿的说法，你烧香和神明说了事情，他得花时间去调查去研究。如果赶时间，至少也要给神明十五分钟；如果不赶时间，最好等半个小时以上。
除了妈祖庙，大部分庙是很安静的。偶尔有人边烧香边喃喃地和神明说点什么，剩下的就只有外面的虫鸣和海浪声。微风推着臃肿的香雾缓缓地在庙里游走，很是催眠。难怪镇上那些睡不好觉的人，晚上总爱来庙里打地铺。
我一度怀疑我阿母就是来庙里睡一个个觉的。夜里在家，她总是一声叹息接着一声叹息，直到天亮。
几乎恰恰半小时，阿母就会突然醒来，自说自话：给他的时间够多了吧。
其实也不用我耳朵尖，特意去听什么，阿母问起神明来，简直是用吼的。
一开始是关于我阿爸的：孩子的阿爸还活着吗？在哪儿？会回来吗？
后来变成关于自己的：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遭受这些？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再后来甚至还会有关于这世界的：人生值得过下去吗？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世界会好吗？
自懂事后，我就没见过我阿爸了，而我阿妹——你太姨，从落地那刻就没见过他。我阿妹喜欢逮住阿母不在，并且我发呆的时候，冷不丁甩出来问：所以阿爸长什么样？
她一问，我就赶紧跑。
不是不回答，是因为，我怀疑我记得的阿爸，是自己想象的。因为那个阿爸，一会儿像掌舵的王舵哥，一会儿像卖肉的苏肉荣，有时候还会像开理发店的剃头张。
我后来想到一个方法：可以从自己身上找阿爸。
我有段时间老爱盯着铜镜看，铜镜里朦朦胧胧的五官，剔除掉我阿母遗传的部分，应该都是阿爸的吧。我用毛笔偷偷画下来，留着大约半张脸的线索，然后盯着我阿妹的脸，又添了二三分。
我把画折叠好藏在内衬的兜里，感觉好像找到了我阿爸。
我觉得我找到我阿爸了。
我阿母用的占卜方式，一开始是掷珓——将两块有阴阳两面的木片，随机从空中抛下，根据阴阳面的不同组合，来表达神明的赞成、否定和不置可否。
阿母掷起珓来，愣是问出了当街吵架的气势。木片两面阴，代表神明否定——我阿母会接：我怎么就不信呢？木片两面阳，代表神明不置可否——您不能不说话啊！木片一阴一阳，表达肯定——您肯定什么啊，您说啊……
阿母言辞激烈地询问时，我总会抬头看神明。
这一尊尊神明，无论哪个宗教哪个来源哪种神通，眼睛总是半乜着，都是注视着你，慈祥悲悯的样子。
看着神像的眼睛，我总觉得他在可怜我阿母，还感觉他在可怜我。
我一感觉他是在可怜我，我总会想哭。
我不知道阿母在这样的眼睛注视中，为什么还能生龙活虎地和神明吵架。
阿母的问卜实在太打扰人了，后来有位庙公建议她还是用抽签诗的方式。为了说服我阿母，庙公说了一个道理：因为这世间的道理，故事才能讲得清楚。
其实我还挺喜欢抽签诗的——小竹筒里装满了竹签，每根竹签有对应签诗号，边反复强调着自己想问的事情，边晃动竹筒，直到跳出一根，然后再用掷珓去确定是否便是神明想说的话，抽中的签对应的是一个个故事，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
拿到对应的故事，如果实在不理解说的什么道理，可以去找庙公或者庙婆解签。
庙里总有看庙的庙公或者庙婆，都有各种来历：有的人是附近村里的私生子，入不了族谱，又没有人收留；有的是流浪汉，跟着自己命运的境遇兜兜转转到这儿；还有根本不知道过去的人……只要他们敢在神像面前宣称“神明叫我留下来伺候”，然后在村民的见证下当场问卜，连中三次，便是神的旨意了。他原来的世间的身份和故事从此一笔勾销，唯一的身份就是这个庙的人了。他的职责就是打扫寺庙以及讲解神明的回答。
我阿母就此，从争吵式掷珓，变成了争吵式解签。
为什么这个故事就说明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争论着急了，还对庙公人身攻击：你这个自己日子都过不明白的人，有什么资格劝我？
庙公一听愣了，自己躲到一边抽烟去了。有次一个庙婆还被我阿母㨃到哭了起来，嘶喊着：我都躲这里了，为什么还要被这么折磨？我阿母倒大度了，轻拍着那庙婆安慰着：这人生就是这样的。
好像把人弄哭的，真的不是她，是人生。
阿母正忙着和庙公庙婆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和我阿妹就把签诗拿出来一段段读，日复一日地，我真切地觉得像是神明在和我说故事。我后来甚至还感觉听到了神明的声音。我把签诗偷偷带回家，塞在自己的枕头里，自此，我看着别的孩子被阿爸扛在肩膀上走过，我心里总会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有神明每天和我说睡前故事呢。
进一座庙，要一个说法，带走一个故事，然后再去下一个庙讨取一个新的故事。
我当时怎么都想不到，阿母这样的征程，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
我那时候跟在她后面走，会忍不住想：为什么她对自己的人生这么不解？又或者，命运真的可以理解吗？为什么要执着去找答案？
阿母总有莫名的直觉。有次我在胡乱想着，她突然停下来，上半身转过来，下半身死死定住，一副无可奈何但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是第一次过人生，我也不懂。你们不要希望我教你们什么。
原本已经转身回去继续赶路了，感觉不解气，再转身过来，对着我吼：总之，就是不要像我。然后用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词语解释：我被卡住了。
阿母怎么被卡住的，她没有再说，但是到处有人说。
这个海边小镇的人，哪有什么精神生活，但人真不能只是靠吃东西活着的，一个人生命中的鸡毛蒜皮和酸甜苦辣，就是别人有滋有味的精神养料。
当我走过菜市场、走过街道、走过庙宇，听到不同的窃窃私语，自然就知道了全部的故事。所以我知道阿母说的是实话，阿母确实是被卡住了，而且是她和整个家族的几代人，因为她，或者说，从她开始，一起被卡住了。
我阿母可能是他们那代人，小镇唯一缠脚的姑娘了。
缠脚在其他地方可能不算什么，在咱们海边这儿，可不是小事——那意味着就是铁定心要当“陆地”的人。
生在海边的人，总喜欢叫自己讨海人——向海讨生活的人。
讨海人无论站在哪儿，都觉得是站在船上，讨海人觉得土地下面还是海，觉得土地随时会像甲板一样摇晃的。不缠脚的人掌面宽，脚才抓得住甲板。
而缠脚的人，把自己的脚尖挤压成这树根一般细细长长的一条，在海边人看来，就是恶狠狠地宣布，要断了和大海的关系——这可太叛逆了。
一定要给我阿母缠脚的是我爷爷，这在当时真是个轰动乡里的事情。缠脚师傅据说是我爷爷骑着送胭脂水粉的三轮车，从泉州城里载过来的。
我爷爷可是入了咱们这里童谣的大人物。你听过“胭脂粉，摇货郎，三轮车，咔咔响”吗？讲的就是我爷爷，讲的就是现在停在咱院子里的那辆三轮车。
我爷爷原来和他阿爸、阿爸的阿爸、阿爸的阿爸的阿爸一样，都是装卸工。
家族遗传风湿病，脚伸进海水就刺骨地疼。生在土地长不出粮食的地方，又偏偏碰不了海水，家族里的几代人个个脑袋各种不服气，个个想法试着各种人生，最终，都是当上了港口的装卸工——海边唯一不用下水又相对挣得多一点的工作。
你看他们不怕出力不怕脏，因为下不了海，只能当装卸工——是命运把他们按在这个角色里的。所以，以后你看到谁被按在哪个角色里，无论你喜不喜欢那个角色，无论那个角色多讨人厌多脏，你还是要看到按在他身上的那个命运的手指头，说不定命运的手指头一松，他就马上脱离那个角色了。
前几代人的命运虽然别扭，但也不至于无路可走。虽然风湿病从这一代完好地传给下一代，却终究神奇地总能代代单传，总可以有男丁。而男丁无论如何还可以走当装卸工这条狭窄的路。
这个神奇的传统，成了这个家族唯一能借此自我安慰，甚至可以可怜地炫耀的点。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特别好事，有人结婚，就跟着问，什么时候生小孩？哪户人家怀上了，怀多久了，这家族的人上上下下了若指掌，因为他们休息、吃饭、睡觉前聊的都是这些事情。掐准了时间，哪个人要生了，这家族肯定有人早早在候着。甚至后来小镇的人干脆不计算自己怀上孩子的时间，只要看到那家族有人搬个小板凳，放在自家门口，他们就知道，自家的孩子该生了。
而这户人家要的，就是孩子出生了，探头去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男孩，咧嘴一笑：运气不错啊。是女孩，咧嘴一笑：下次会是男的。
因此，这个家族曾经一度就这样成为令人看不起又讨厌的家族。
然而，就是这么个家族，突然在我爷爷那一代，奇特的境遇消失了——我爷爷也只生了一个小孩——就我阿母一个女儿。
据说我阿母出生的时候，我太爷爷和我爷爷先是一愣，然后是我太爷爷拍了拍大腿，用说戏的腔调嚷着：这不，老天爷在和我们开玩笑啊。指着我爷爷奶奶说：你们再努力就是了。好像他用这种腔调，就可以强迫老天爷承认这真是开玩笑。
但是第二年，奶奶的肚子没动静；第三年，没有起色……
我太爷爷是拖到第五年才领着我爷爷偷偷去隔壁镇子看医生的。此前没找医生，或许是不敢，又或许一直侥幸着——人对自己害怕的事情总会这样。隔壁镇子离咱们这走路十几里。我听说的是，我太爷爷领着我爷爷，一路哭了十几里走回来的，边哭边喊着：香火要断啦，香火要断啦。
在咱们这儿，这香火的延续可太重要了。
咱们这儿，相信人肯定是有魂灵的。去世后，无论升天、入地府还是游荡在人间，都还是要吃饭还是要花钱还是要生活的——比如过那条河，也会有河鬼出来讨买路钱的。能给这些魂灵财富和食物的，只有他们的后代。
只有一代传一代，每一代都有人勤勤恳恳地按照规定的节日烧香烧金纸，祖宗的魂灵们的生活才有着落。自然，越多子孙烧，烧的金纸越多，这祖宗的魂灵就越阔。
所以我太爷爷的难过，还带着重重的担忧：我怎么能让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的祖宗都一起挨饿呢？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要如何向他们解释啊？
厅堂正中供奉着神明们，两旁摆着的是祖宗们的牌位。看完医生回来后，我太爷爷回家一看到厅堂，头就往下低。自此，低着头进门，低着头出门，低着头吃饭，低着头发呆，睡觉没办法低着头，就用两只手捂着脸。
我爷爷和我太爷爷说：你没做错什么，你不要一直低着头。
我太爷爷和我爷爷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错了。
我估计，我太爷爷应该还有无法说理的错愕：人生这么漫长，自己也勤勤恳恳地走，怎么把全家族的路都走断了。
我估计，我太爷爷应该还有无法说理的委屈：这老天，怎么说变就变？哪怕给个提示，或者来个解释也好。
那种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如同卡在胸口的鱼骨，不致命，但就是卡着，而且会越卡越深。卡得越深，胸口越疼。胸口越疼，太爷爷的胸部就越是习惯性缩着，头就自然越来越低了，直到——头低到都可以直接撞到门槛石了。
我自然没见过太爷爷，我只是听我爷爷说过，当时他看着我太爷爷走路，心里那个慌。像头老迈的牛，直直往前杵，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我太爷爷那么多年来第一次脸朝天，就是他要走的那一天。他当时就躺在自己撞到的门槛边上，眯着眼睛，死死盯住太阳，好像他把这一辈子本来应该悠闲晒着的太阳都补回来了。
我爷爷一进门就喊：阿爸啊。
我太爷爷一听喊声，应了句：在这儿啊。
泪水就汩汩地流，然后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嘿嘿，你说，活成这样和谁讲理去？
一句是：金纸烧多点。
说完脚一蹬，一边哭一边笑着，走了。
我爷爷说，那时候第一反应还真不是难过，是带着某种被羞辱的悲愤：我太爷爷活得算什么玩意儿，死得又算什么玩意儿？
我爷爷知道太爷爷的意思：他怕以后没有人烧金纸，他想一次性多带点过去。
我爷爷明白了这个意思，但内心更是不满地责怪：就这么认了，到地府后继续挨这无穷无尽难受的日子？
所以，给太爷爷烧金纸的时候我爷爷哭，吃饭的时候哭，睡觉的时候哭……哭着去拉屎，哭着去给我阿母喂饭，哭着去搬运。边哭边搬运的时候一踉跄，肩上的麻袋子和人一起摔在地上，地上的水瞬间就红了。我爷爷以为是自己流血了，坐在那摊血红里继续呜呜地哭。
直到他听到旁边还有个人哭，一抬头是货主，边哭还边跺着脚：哎呀哎呀，你没流血啊，是我流血啊，我的胭脂没了啊。
什么是胭脂？我爷爷哭着问。
就是城里那些婆娘抹着好看的啊，金贵金贵的。货主哭着回。
我没钱，我命赔你。我爷爷想着反正自己的命也不值钱。
那货主白了我爷爷一眼：我用钱可以买的命可多了，你的我不要。
我爷爷莫名像被雷劈了一样，开窍了。
据我阿母的说法，自那之后，我爷爷不哭了。一开始是靠每天搬运的时候偷点胭脂出去卖，卖着卖着，就托人从南洋买来那辆三轮车，也和南洋的进口商敲定了胭脂成本价，自此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胭脂了。
其实，这小镇没有人关心我爷爷为什么突然不哭了，也没有人在乎我爷爷只生了个女儿，大家的生活各有一片望不到头的汪洋，谁是发自内心管他人的风波的？就是有整个家族的男人一起出大海全部没了，这样的故事大家也就讨论个四五天。小镇的男人对我爷爷这个人在乎的是，怎么这家伙突然有钱了？女人在乎的是，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胭脂？
但我爷爷见人，总要提起自己只生了女儿这件事情，他已经找到了新的理解方式：我生女儿就是老天要给我们家族安排全新的故事啦，就此要转大运啊。
至于家族的香火？招，招个人入赘不就好了，反正我有钱了！说完之后，我爷爷还是会惋惜：可惜我阿爸看不懂命运，他不知道，和说书一样，故事总有起承转合的嘛。转啦转啦，我爷爷乐呵呵地喊，我们家族的故事从我开始转啦。
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爷爷活得特别有奔头，骑着三轮车，摇着拨浪鼓，用自己发明的腔调喊着：胭脂——啊，水粉！胭脂——啊，水粉！见着俊俏的小男孩，便要开心地停下来，咧开嘴问：哎呀，你是哪家的崽啊？每天傍晚都要站到小镇最高的石头上去，眯着眼，像仔细地打量着属于自己的稻田一样——好像整个小镇光着屁股到处跑的男孩，都是他的女婿候选人。
我曾经在发呆时想象过我阿母的童年，想着想着，觉得可真是别扭。两三岁的时候，我爷爷就每天想着让她和不同的人定娃娃亲，以至于到最后每次看到我爷爷领着我阿母走过来，有男孩子的家人就赶紧让自己孩子躲进屋；阿母五六岁的时候，我爷爷就每天晚上给她一个个分析不同男孩子的家庭和性格……他甚至随身带着两个账本，一个是胭脂水粉的账本，一个是小镇上所有适龄男孩子的名册，每个名字下面，还写着他不断观察后做的批注，遇上特别喜欢的，我爷爷还特意在上面用最上等的胭脂把名字涂红。
我爷爷的魔怔持续了十几年，于小镇来说，像是看了部长达十几年的连续剧。终于，随着我阿母长到十六岁，大家都知道，故事的高潮要来了。
果然，我阿母十六岁生日那一年，刚开年，我爷爷便把整个房子的梁柱都刷了一遍漆；紧接着把厅堂的家具全扔了，换了一套全新的海南黄花梨；最后把门楣的那块刻有堂号的石雕换了，换成有镂空雕花的，还描上了大金字。
女孩子成年礼是不能请客的，我爷爷买了一堆粮油，家家户户地送，然后我阿母十六岁的生日一过，我爷爷拿出他的名册，排好了他认为的等级，把小镇的媒婆都叫来，分了各自的片区，各自撺掇去了。
咱们这儿，结婚一般都是靠相亲，相亲一般一上来就问：你是讨大海还是讨小海的啊？
咱们这儿，人生就分为这两种。
这个问题很重要，想过不同人生的人，生活是过不到一起的。你看咱们这儿，妻子叫“某”，找某的过程，就是找自己的过程。找不到自己前，千万不要找妻子，你找到的某不是你自己，你们早晚会分离的。
总说靠海吃海，其实靠海也不得不吃海，咱们这儿，土地被海水淹渍太久了，红红的，咸咸的，除了地瓜和花生，其他作物都不让活。咱们这儿，一出生，大海就尖着嗓子问人们：你打算怎么和我相处啊？你打算怎么活啊？咄咄逼人、唠里唠叨的，成千上万年地念着，你仔细去听听，海水一涨一退，一呼一吸，潮水上来哗啦哗啦的，下去哗啦哗啦的，问的都是这个问题。
这世界最唠叨的就是咱们这儿的海了。
讨小海的人，胆怯也好，知足也罢，也可能因胆怯而知足，也可能因为知足而胆怯。总之惦念着人间的这点小烟火，就趁着海水的涨跌，跑到退潮后的湿地里，收拾些小鱼小虾小蟹小贝。可以没有船，要有也是小船，就沿着大陆架搜寻自己生活的可能，半步雷池不越。
海好像也愿意犒劳这样的人，只要你按照它划定的地盘、划定的时间去找，它总会留一份合理的口粮在海土里。有时候藏在海土的一个细孔里，有时候埋在沙子底下，有时候就在一片礁石的背面。这样的人生，早出晚归的，像固定时间和海做游戏的玩伴，也像种田的农民，累是累了点，但每天早晨都是面对基本确定的人生，每个晚上都可以拥着自家家人入睡。
讨大海的人不一样。讨大海的人，心里装的都是那唠里唠叨的海浪声：你怎么活啊？你怎么活啊？还是尖着嗓子的。这样的人走出家门就会往海那边看。地面对他们来说就是休息站，他们实际的家在海上，他们活在海浪声里——你怎么活啊？
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谋得出海的工作，或许运货去其他国家，或者去深海处捕大鱼。这样的人出门一趟得半年甚至一两年，一趟回来的收获能吃个两三年。这样的人出门往往一趟比一趟远，一趟比一趟冒险。这样的人最终很少能把自己的坟墓真正地留在地面上，所以他们经常随身带着神明的塑像，实在遇险回不来了，就对着神明喊：记得把我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就安然随着船被海一口吞了。
我爷爷只给了媒婆一个条件：咱们就要讨小海的人——毕竟还希望他以后不讨海了，随我摇拨浪鼓去。
我阿母倒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叛逆。她是厌烦着父亲那生硬的意图，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怎样命运的家族里。在这样的家族里，我爷爷必然会有这样的偏执的，她的命运肯定要往这个方向推的，就如同暗潮推着浪，一个个浪头就这样推推搡搡地往前走。但她就是想和我爷爷的意图稍微杠一下，显得自己不至于太没自我，哪怕最终只是激起一点小浪花。她莫名在心里定了个规矩：我先拒绝三十个，此后的再认真看。
为什么是三十个？那也只是随便蹦出来的数字。
我阿母十六岁生日一过，隔天，我爷爷早早起床，假装若无其事地舒展身体，憋着藏不住的笑意，换上新制的衣裳，泡上山里刚来的铁观音，打开家里的大门，然后急匆匆地坐回厅堂正中的位置，跷着二郎腿，头一晃一晃，脚跟着一抖一抖，乐滋滋地等着上门的人。他事先交代好了，就让我阿母按照习俗躲在二楼的阁楼里，阁楼有个小窗，可以窥见厅堂里的情况。他强调自己很尊重我阿母的意思，提醒说，只要一看上眼，就敲敲木梁，他就允了。
我爷爷自信，这十几年来，他日复一日地分析一个个候选人给我阿母听，我阿母总会知道如何辨别的。
第一天来的人真是多，二十个总该有的。有几个还是我爷爷册子上特意用胭脂标出的、心尖尖上的人。这些人在门口排着队，轮流在爷爷乐呵呵的注视中走进来，在爷爷乐呵呵的注视中坐下。
应该是特意收拾过的，大部分人是一整年难得的清爽。他们笑着给我爷爷奉上茶，笑着等我爷爷的问题。我爷爷每看一个，都要先自己乐呵一阵。问的问题，翻来覆去就这几个：打算生多少个小孩啊？都可以随我们家姓吧？
等来的当然是肯定的回答。
然后我爷爷就不断地说着好好好，笑眯眯地看着对方，默默地等楼上的动静。但偏偏左等右等，等不来我阿母敲柱子的声音。我爷爷假装被茶水呛到咳嗽，阁楼上没有回应；假装水一不小心弄湿了衣服，起身回房换衣服，阁楼上没回应；假装回房的时候，不小心磕到柱子——阁楼上还是没有回应。
一个接一个的人过去了，我爷爷的脸笑僵了，心情也实实在在地僵了。等到晚上门一关，我爷爷跑到阁楼下方，踢着那根木柱，着急地问：就没看上？一个都没看上？
其实，我阿母在阁楼上偷偷睡着了，听见我爷爷嚷，赶紧探出头，认真地点点头。
那个蔡三没看上？你看那腿，比我粗壮一倍，孩子将来随他，个个都壮啊。
我阿母点点头。
那个黄景郎没看上？那可是读书的人家，祖上出过秀才的啊，要不是他父亲从京城回来染风病没了，哪会愿意入赘咱家啊。
我阿母点点头。
那个张章章呢？我从小看他就脑子活络，而且长得俊啊。
我阿母点点头。
我爷爷气得跺脚：那你喜欢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