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天荒地老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儿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此多的人生使然？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她只要做选择，就是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让她在皇皇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做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象（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如水，记忆如冰。张爱玲接着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后，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用）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

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愈加璀璨。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