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给赖雅也来个大起底，他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父母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他按照德国的生活习惯长大。严父慈母，保证了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活泼的性情可以得到舒张，同时，父亲绝不会让他的童年时光白白放空。他的文学天赋被挖掘出来，在亲友的生日或结婚宴上，人们总能看见那个幼小的孩子，站在大庭广众之下，声音朗朗地即席赋诗。

十七岁，他进入宾州大学，修文学，二十岁以前，已经写出不少诗，和至少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二十三岁，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创作的剧本《青春欲舞》被前辈欣赏，两年后，该剧在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上上演—四十二年后，他和张爱玲在这里相遇。

顺利的人，习惯于朝前看，以为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等待自己去创造，赖雅的头开得太顺了，自然不会有张爱玲那种惶恐的自省。他的心灵世界如同江河上的朝日，健康充沛，才华时刻奔涌而出，甚至来不及化为文字，就在良朋宴饮间随意地流失了。

中国有句古语，叫“日言百句，其气自伤”，胸怀大志的人都懂得三缄其口，张爱玲也不无调侃地说过，她是一个作家，有什么真知灼见也是要放在文章里卖钱的，怎么会轻易说给人听。赖雅却不管这一套，就像一个身家不凡的富翁，想不起来精打细算，他才气过剩，不用缩手缩脚。

很多人看好他，资深前辈，名流大腕，都看好他，看着他神采飞扬的高谈阔论，妙语如流星般闪烁不尽，旁观者只剩下跟他一道热血沸腾的份，怎么可能怀疑他的前途。

然而，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轻易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赖雅的终极成就，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也许算一个出色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完美的童年及后来的一帆风顺，像一柄双刃剑，让他元气充沛，却没有得到淬火的机会，他的世界是偏明朗的，没有阴影辅助，缺少了张爱玲那种参差对照的层次感。

他对什么都兴致勃勃，做什么都容易成功，时刻处于被诱惑状态，不会死守着一点。他的生命，就这样被淹没在一波接一波的华丽幻影中，丝毫没有感到命运设计的恶作剧—它对他的厚爱并不见得全是好心。

从1931年到1942年，他在好莱坞做了十二年的编剧，干得还不错，不菲的报酬，让他不但能够丰衣足食，还能灯红酒绿。

问题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他不小心摔断了腿，又轻度中风。他向来身体很好，看上去很强壮，但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兵败如山倒，在他遇到张爱玲之前，他还中过一次风。

好莱坞抛弃了他，就像一个魅惑但轻浮的女子，对谁也没有长情。一代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总有新人脱颖而出，赖雅又非一线编剧—他就没有做一线编剧的野心，十二年之后才过气，已经很够意思了。

赖雅的生活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他结过一次婚，妻子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两人相处不来而离婚，现在他是孤家寡人。如果手中有钱，单身汉的生活也自有妙处，但赖雅虽挣到过很多钱，却到手就花掉了，他没有吃过没钱的苦，真的视金钱如粪土，都说“汝狄在钱上好”，《小团圆》里这样说。他一向本着有钱大家花的宗旨，后来选择了共产主义。

中年之后的赖雅，变得很弱势，弱势人生不复有浮华遮蔽，视野能够更清晰一些。赖雅回过头，想要重新拾起小说，当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卷土重来时，却忽略掉了一点，他，还能写出好的小说吗？

还是张爱玲看得真切，她对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这样说：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

张爱玲揭示了赖雅的问题所在。她的说法里也透露了两点，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里是“迷人”的，尽管她懂得“迷人”背后的问题，但她的口气，分明是爱而知其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