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你的升职报告被朝廷驳回来了，说渭州近年与西夏无战，军士不能无故升职，鲁达，你的提辖做不成了。

种师中一脸遗憾地对鲁达说。

鲁达咧咧嘴，说做不成就拉倒，俺也不稀罕这破头衔，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在鲁达即将出门的时候，种师中又叫住了他。

鲁达回身，小种经略问，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去账房让管事支点薪水吧，一个单身汉，还是得学会打理日子。

鲁达说相公你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上个月我才赢了几百两银子，不差钱。

说罢转身走出经略府。

渭州城的太阳在天上毒辣辣地照耀着，刺得鲁达有些睁不开眼。

鲁达出门后毫不犹豫地“亲切问候”了这该死的天气。

他心里被这糟糕的天气烘起了一把火。

他决定去茶馆喝上一壶龙井茶，消消火。

在茶馆里，鲁达遇到了九纹龙史进，这终于让鲁达有了点好心情。

他很欣赏这个年轻的肌肉棒子，当然更欣赏那条文在他身上的青龙。

知己相逢，怎能缺酒？鲁达说去酒馆喝顿痛快。

走的时候，细心的看官会发现，鲁达没有付茶钱（之后和史进、李忠去酒楼，同样赖了账）。

在小种经略面前，鲁达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只剩嘴硬。宣和年间，鲁达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帝国老大赵佶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士兵工资，特别是在西北替帝国对付死敌党项人的西北军，但上面的政策无法落实，下级军士们的工资不仅不及时发放，还经常以各种名义被克扣。

鲁达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加之他用钱向来大手大脚，闹经济危机相当正常，所以并非想赖茶楼酒楼那点小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潘家酒楼，喝得正高兴的时候，金氏父女搞了个小插曲，从而改变了鲁达的人生。

“镇关西”的称号，竟然赐给了一个卖肉的商贾，鲁达想不通。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一个肉店老板的地位绝对要高于普通军士。当时的帝国，各大城市均有肉铺，规模都不小，肉店老板通常不亲自操刀，而是雇佣三五个到十来个伙计（郑屠就雇了十来个伙计）。他们各有分工，有的负责阔切，有的负责片批，有的负责细抹，有的负责顿刀，不仅卖生肉，也售熟肉。每个肉铺每天能卖十余边猪（五六头），到冬至、春节等节日，则有几十边的销量，一年下来，郑屠们腰包里的银子那是少不了。

一个杀猪匠的腰包都这样鼓，遂映衬出鲁达荷包里那五两银子的可怜。

鲁达怒，并不仅仅是因为酒上头。

他要拳打镇关西——你丫有钱，让你丫包二奶，让你丫放高利贷。

郑屠死得比较冤枉，整个刑事案的过程证明了他只是本分的生意人，一没有像蒋门神那样雇佣一帮打手黑白两道通吃（肉铺里可都是正规本分的伙计），二也没有在道上混过，基本没什么功夫，所以三拳就被鲁达送了小命。至于和金氏父女的经济瓜葛、感情纠纷，看官们就无法分辨出金氏父女的唱词里几分真实、几分水分了——被抛弃的怨妇，对负心人自然是满腹哀怨，试想，如果卖唱女换成是阎婆惜，黑宋江肯定也成了镇关西。

三拳下去，鲁达的气消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尽头。

鲁达拳打郑屠的故事史上有原版。后周太祖郭威当年在潞州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在街市喝醉了，也恃勇杀了一屠户，当时震惊潞州城。但当时天下大乱，谁狠谁是真英雄，当时的潞州主管李继韬很是欣赏郭大侠的身手，将其召至帐下，郭大侠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可惜，鲁达生在了一个太平盛世，种师中再有权威，也不敢让一个杀人犯在自己的帐下效命，最后，鲁达只能用一条齐眉棒挑着破包裹开始他漂泊天涯的逃亡生活。

地球是圆的，山不转水转，在雁门鲁达又遇到金氏父女。

金小姐逃离渭州后，很快再就业，还是做二奶，对比第一次失败的二奶生涯，金小姐这次钓到了金龟婿。那个山西土财主赵员外总体能用年老人傻多金来形容，对金小姐基本上言听计从，这下鲁达暂时找到了容身之地。

在赵老财庄上闲住的日子，鲁达无事常去找金老儿喝喝小酒聊聊天。

再见金小姐，二人便有些异样的感觉。英雄和美人都是一伙的，当日在渭州城，一个是惊弓之鸟，一个是义愤填膺，都没来得及品味这些感觉。现在不同了，饱暖思淫欲，金小姐偶尔有些救命之恩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想法很正常，而鲁达眼里的金小姐也不再是渭州酒馆里略有二分姿色的可怜小女人，现在的她已经美得让鲁达不自在了。

金老儿在江湖混迹多年，自然能觉察出二人中间的蹊跷，深知再让二人处下去，赵大员外的头上恐怕要再多顶绿帽，赵大员外戴绿帽不打紧，关键是自己的财神爷恐怕得飞，虽然鲁达对自己父女有恩，金小姐对鲁达有情，但这些都当不

得饭吃。

金老儿一狠心，跑到赵家庄报了个假消息，说鲁达身份泄露，很快捕快要来抓人。

鲁达来不及感叹幸福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就收拾行装准备再次上路。

年老人傻多金的赵员外却给鲁达指了另一条路——五台山，并送上一份大礼——度牒一张（《水浒》中称为五花度牒，事实上在北宋时期只称之为度牒，五花度牒为南宋时的名称）。

在北宋，和尚可不是说当就当的，得由政府发放执业许可证，这就是度牒。

出家当和尚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一份相当有身份和前途的职业，一来不用再承担劳役和兵役；二来受法律优待，宋律“僧尼道士女尼，文武官七品以下者，有罪许减赎”，犯了事，一入寺门，官府就大事化小，通常不予追究；三来寺院拥有众多田产，是变相的地主，当了和尚基本衣食无忧。除了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性生活，寺院就是另一个天堂。

政府也不傻，既然当和尚有这么多好处，那也不能白发执业许可证，用钱来买吧。度牒公开明码标价，在神宗时期，一张度牒，政府的明码标价是一百三十贯，但因为各地的经济情况不一，各地的价格又各有不一，在四川能卖到三百贯，在广西则能卖到六百五十贯。

六百五十贯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大约能买到六百五十石大米（宋代1市斤是640克，1石合925宋斤，六百五十石大米约为今天的76960斤大米）。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张和尚执业证书（度牒），价值三万元到十五万元人民币不等。

赵员外送的这份礼确实不轻，鲁达又怎么能拒绝呢？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有时会想想在西北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兄弟们，有时会想想貌美情深的金小姐。

于是他的肚子也不空，常常用来装酒，有时也装点狗肉。

于是，鲁智深成了最惹是生非的花和尚。

最后，主持智真长老失望了，对鲁智深说这是清修之地，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鲁智深迷茫地对智真长老说，天下之大无我容身之地，我能去哪里呢？

智真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你的调动文件。

鲁达接过信封，他识字不多，但信封上有四个字他还认得——大相国寺。

一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

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