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口音的黑脸小个子，许多人认得他是在安庆办读书会的韩衍。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1907年徐锡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举义，那炮声枪声厮杀声，还回响在一班市民的耳边。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而前两场起义，皖中军事精英损折亦巨。吴春阳与韩衍也知道光靠新军的力量不济事，武昌事变后，便多方联络安徽巡抚朱家宝倚畀备至的巡防营与抚署卫队，希望里应外合。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场起义还是失败了——可惜了毕老板枵腹开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领导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抚向南京请求的五营江防军已经抵达。

不过局势变化很快，几日后传来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的消息，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而省内，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

摆在巡抚朱家宝面前的路，无非是学湖北瑞澂那样逃亡，或像江苏程德全那样独立，再不，就是山西陆钟琦的下场，死。

【借兵】

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