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灯笼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他是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枝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这等举动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潜逃，知县闭门不出，谁去管他们？而且自学生队接管城防后，城内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营业，周实派了南京陆军中学、小学回乡的学生各一名，教操、训练，山阳县俨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装，便是十三协的乱兵到来，似乎也不足为虑，人心大定，插什么旗有何相干？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清江浦那边，自己还没有理清楚。山阳绅商，虽然依靠学生队守城，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掌权，总归放心不下。于是局董们又开会商议，推举前山阳知县姚荣泽出任县知事，总管商民政事。巡逻部尚无政权名义，也就未加反对。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举出蒋雁行为江北都督，立即传檄山阳县反正，要求山阳官绅派代表赴都督府议事。不料县知事姚荣泽，比“钦加三品衔”的蒋雁行还顽固，拒不赴会——姚荣泽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有人说，姚荣泽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抚的学生，丁宝铨人虽离乡，却一直在遥控着山阳的局势。

自然是周实等人代表山阳赴清江浦。周实前脚一走，姚荣泽便在山阳城内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回来的革命党，他一回来，就要当山阳的都督，就要“杀官劫绅”。绅商们大抵不看报纸，只听传言，据说武昌事变就杀了很多满官汉官，商铺也被洗掠得厉害，想象“革命”两字是如何的杀气腾腾，不由得信了周实回来会如何如何的谣言。

“杀官劫绅”的说法有其来由。据巡逻部宣传主任蒋象怡回忆，姚荣泽当上县知事后，曾“私募”兵士四十名当卫队。之前绅商选县知事，巡逻部可以不管，现在要自招武装力量，周、阮等人立行干预，不准招募，并要求姚荣泽交代县库的款项账目，说到火起，阮式拔出两管手枪，指着姚荣泽胸口（是不是很像刘炳志拔枪威胁蒋雁行？）。姚荣泽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保证解散卫队，三日内造册交清。

蒋象怡向周、阮建议：旧官吏对革命前途有碍，如不加以击毙，也该驱逐出境。如果留他们在城内，还予以事权，但又对他们临之以威，恐怕是取祸之道。“周颇是予言，阮则漠然视之”。

11月14日，周实自清江浦回山阳，在漕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偏偏县知事姚荣泽不来参加大会。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说时放言“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顺便把县里的“劣绅”痛骂了一顿。

许多绅士商人，因为县知事不到，虽然与会，都一言不发。阮式的演说，似乎也在印证着那个“杀官劫绅”的传言。

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参将等一众士绅在海会庵开会。据说姚荣泽提出“必杀周阮”，“诸绅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实应邀到乡绅何钵山家午宴。归途走到学宫前，突然有人拿着姚荣泽名片拦住马头，说姚知事在学宫等候议事。周实欣然前往，大约以为文官无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称“文庙”的学宫，

当胸便中了两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