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汇报·湖南荒象志》）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

湖南的人头

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梅川日记》）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廿四岁的无名小卒】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由焦、陈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部，在湖南新军中影响颇大。

辛亥年的各地光复，无不采用“军绅联合”的模式进行。湖南士绅一面试图劝说黄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过焦达峰联络新军。

10月14日之后，起义筹备有了眉目，士绅代表黄鍈等要求与焦达峰及新军代表见面开会，地点选在紫荆街福寿茶楼。黄鍈等先到了茶楼的二楼，凭窗等候，“见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则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各代表陆续来，长袍短套，不伦不类，多至四十余人”。

这种观感很有代表性。虽然焦达峰在湖南士绅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毕竟他出身富户，读过长沙普通高等学堂预备科，后又到东京铁道学校游学，见过不少世面，还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评语。自陈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伦不类”了。

但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焦达峰让湖南士绅代表大为失望。之前，他们一直听说焦达峰在家乡浏阳有很大的会党势力，可以直取长沙，因此颇欲当面了解虚实。

他们问：浏阳可到多少兵马？焦答：至少两万人。

又问：带来多少炮火？焦答；没有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