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洁身自好”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环境”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我们宿舍”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我是广州人”，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中国有十个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香港那样的城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变成了香港那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港埠之人的心态，则中国，是否只是根本没有香港那种前景的中国人心中之中国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昵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会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般不太对自己轻蔑的对手施展心计。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到了福建才明白，原来请我在福建的几所中学里作文学报告，顺便推销由海峡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优秀中篇小说集》……

既然是“义务”，就好好尽吧！

于是我在四所重点中学作了四场报告——我并没有喜欢到处作报告的职业病，那纯粹因为是“义务”……

每场报告后，由我代笔签名，出售几位作家朋友的、版式很高雅的集子。

他们是——王蒙、蒋子龙、张洁、谌容、张承志、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冯骥才……

我至少为他们每个人的集子推销了五十本之多，四天内我差不多推销了六七百本作家朋友们的集子。在那些书的扉页上留下了我的笔迹——“梁晓声代签”。有的书上还留下了我代作家朋友们题的词……

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是义务吗？

未必是我的义务。

别的作家朋友门也未必会像我这样不遗余力地去推销他人的集子……

又讲座又卖书，我可真累得够呛啊……

就是在那四天的晚上，我写出另一个中篇《母亲》。我觉得住在好房间里，若不写作，就对不起谁似的。

离开福州那一天，我将《母亲》交付《中篇小说选刊》，请章世添同志代我寄往《文汇月刊》。

他惊讶地问：“这四天内你还写东西来？”

我说：“这不写出来了吗？”

他挺内疚的样子，讷讷地说：“你太拼命了吧？留下来休息几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很惦家了。离家前，儿子正生病……

10． 被熟视无睹的中国

非常惭愧，倘我不是“文津奖”评委，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彼得？海斯勒其人。也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何伟”。尽管，他的《寻路中国》的封面上，印着两行“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一由“新浪读书网”所评，一由“深圳读书月”所评。

我翻开这一本书，读到第10页时

就被吸引住了，欲罢不能。

此页开头两行文字是这样的：“……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英文中断无“熙熙攘攘”这样的词汇，这四个字极感性地译出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