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就谈到了今秋将要举行的乡试。

陈襄望向苏轼：“子瞻，今秋乡试要偏劳你主持了。”

秦观等一众年轻士子中，有不少是打算今秋应考的，顿时都眼光热切，看向陈襄与苏轼。

却见陈襄脸上的笑容逐渐转苦，叹息道：“只是这科举之法既改，今秋乡试，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原来，去年二月，朝中新党就已经公开宣布了改革后的科举制度：诗赋文章不再作为考试内容，而是专考经义，只考《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

也就是说，科举考试重新划定了考试范围，并以经义局新颁布的《三经新义》作为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备考真题集。

以前以诗赋作为考试科目时，学生们备考时需要熟读《四书五经》，并且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与表达能力，才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

但现在，大家都只要刷题就好了。

“天下士子，便只知学经”陈襄的叹息声便是表达他对这种局限性很大的科举取士方法的疑虑。

谁知苏轼却展眉一笑，道：“陈大府莫须过虑，不管那举士之法如何改，至少我们两浙出的人才，绝不会有半点不如人之处。”

陈襄惊讶地望着苏轼，不知这位名满天下的苏大才子何出此言。

苏轼便向陈襄解释：这是因为府学中有了社团，社团既建立，与以前府学里的情形又不一样了

如今文学社正在忙着收集和评价民间故事，以其为题材创作诗赋、新杂剧，并撰写评论文章；农学社正在杭州周边的乡里做着筛选稻种的实验；而算学社则正在“学以致用”，帮助农学社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以确保实验结果的绝对准确……

“大府，如今‘两浙路’的学子们，多半秉持‘学以致用’的目的，府学也为他们提供了钻研与交流的机会将来参加乡试，只要将那《三经新义》背熟即可，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什么难事。”

陈襄听着睁圆了眼，实在是没想到，他来接手杭州知府的职位，治下的府学里，竟然已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这时，秦观恭恭敬敬地将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双手奉上：“陈大府，这是我等府学学生各社团近日的成果合集，请大府过目。”

陈襄接过来一看，之见那是一本装帧精美，刊印清晰的册子。那封皮上印着《西湖丛谈》几个大字。

他随意翻开目录，便见到《两浙民间关于“白蛇故事‘的比较研究》，《西方逻辑学试论》、《浙东水土改良与水稻种植》这样的文章标题。

陈襄刷地一下就把册子合上，用又惊又疑的目光望着苏轼，心里在想：这……究竟是不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士子们又都偏离了经义大道的方向，专门研习那等“形而下”的细枝末节去了？

苏轼却笑道：“陈大府放心……他们自有分寸。”

“再说，这些成果，对两浙路的农政与民生之事很有帮助。不止是‘农学社’，就连‘文学社’都能建功。”

原来，文学社在两浙各地“采风”，研究“白蛇故事”的起源和比较时，便发现不少乡里向来缺少药物与良医，因此，在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许宣与白娘子便开始了一家叫做“保和堂”的药铺，悬壶济世。

越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对于许白这一对仁心仁术的夫妻就越是同情。

文学社便将他们“采风”时发现的情况汇总，写了一封陈情信给官府。最终官府召集了几家实力较强的药材行，给予路税方面的优惠，让这些药材行能够时常送些常用的药物到乡里。

据说那些地处偏远的村落特地绣了万民伞，赠给了之前离任的太守沈立。但事实上，沈立和这些“仁政”没有多少关系，主要还是“文学社”里的学子们建议到了实处。因此，沈立在离任时还给予了“文学社”学子们一封信，作为书面嘉奖。

这一件大功立下，别的社团一瞧：哟，连“文学社”这种成天舞文弄墨的社团，都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我等岂能甘心人后？

于是，杭州府府学里的各个社团开始了你追我赶的热潮。每个社团都立志能做出点“实在”的功绩。

陈襄听了苏轼的解说，冲学子们点头微笑，道：“如今，就等各位取士得中，便能成为解民之困的国之贤才了。”

明远在旁听着，心里自然得意。

毕竟在府学下设“社团”，本就是出自他的提议，这些社团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也有他的一部分贡献在。

但明远心中还是有些不满足

《三经新义》为什么能一夕之间风靡神州，每一名士子人手一套，这还不是因为《三经新义》是科举考试的标准辅导教材？

只要科场顺利，将来就能得到“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如果没有杭州府学的引导，全国的士子们又有什么动力来分心参与那些“社团”的活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