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月, 学校里开学了。

王慧珍从沪上拍了电报过来，说即将启程，勿念。

直到三月中旬, 才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连队。

那天黄昏, 她从风口站搭乘拖拉机回来。

一进门，就放下提包，跟老田兴致勃勃地说, 沪上变化可真大啊, 人来人往的，热闹得很。到了家里, 找到爸爸，跟他说了我们的困难。

爸爸也答应帮忙。

为了防止小妈捣鬼, 我就当着小妈的面放了话，这个问题不给解决, 那我就回家来住，反正家里地方很大, 那楼上的房间不都空着吗？我们一家六口就住楼上好了。

小妈当时脸都白了。

弟弟结婚后就搬出去住了，那也是爸爸给他找来的楼房。妹妹还没结婚，自己住了一间。我们就住弟弟的那间好了。

田根宝听了哈哈大笑。

他能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

估计这个后妈, 为了不让慧珍搬回来, 也得下力气去找房子。

“老田, 爸爸这次表现得还不错，他悄悄跟我说，万一落不了户, 他就提前离休，空出名额来让我去顶替……”

“哦哟，是嘛？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田根宝开着玩笑，心里却是感慨万分。

一直以来，因为小妈的原因，慧珍和他爸爸的关系不大好。

结婚时，因为家里反对还闹了一场，差点决裂。后来，父女二人维持着表面关系，客客气气的，却始终热乎不起来。

或许，岳父大人是因为年纪大了，想念女儿了？或是感到愧疚了？

不管怎么说，这一趟回去的收获还是大大的。

看看慧珍，不但事情有了眉目，还给孩子们买了几件春秋装，说是沪上最新样式。又给他和她自己买了一双软底牛皮鞋，这可是顶顶正宗的上海皮鞋，一上脚可舒服了。

王妈妈回来了，家里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每天，爸爸妈妈照常去上班，黎元元和三个小哥哥去学校里上课。这时候，连队里的知青们也安心了很多，生产秩序也恢复了。

陈连长和徐指导员长舒了口气。

无论如何，生产总得继续下去。

日子转瞬即逝。

四月十一号，黎元元迎来了十一周岁的生日。

萧哥哥提前写信过来，还邮了几本《京城文学》作为生日礼物。在信里，他提到了当前社会的一些变化，言语间透着一丝迷惘。

现在，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上，都在提倡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一时间，从南到北传播而来的新观念、新思潮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什么港商、台胞、侨胞，都随着“对外招商引资” 冒了出来。而“海外关系”，也从过去的人人喊打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

而城市里，待业青年越来越多，外加上知青返城、下放人员回流等等，大街小巷、电影院里、商店里到处都是闲人。有空虚无聊的，甚至开始追求一种低级趣味。

在街道上，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小青年们，烫着卷卷头发或者梳个大背头，戴着蛤蟆镜，穿着花衬衣，腰里扎着牛皮带，屁股上绷着喇叭裤，两只裤脚宽宽的，走起路来直忽悠，就像个扫地的。

还有的，嘴巴里叼着香烟，“啪啪”地打着响指，活脱脱的流氓阿飞一个。

小青年们只要聚在一起，拉帮结派、滋事打架都是难免的。城市里，被这种浮躁的气息充斥着，包围着，一改往日的宁静平和。

黎元元心知，这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也许再过几年，才会有所改观。

其实，不仅是城市里，就连封闭的农场里也变得喧嚣起来。

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不安定因素也出现了。一些从内地流窜而来的盲流，外加上一些不务正业的小青年，一起搅乱了以往的平静生活。

“五一”前夕，连队里开大会。

在会上，陈连长除了讲讲生产，还通报了一条消息，让职工们都要提高警惕，要告诫家里的孩子放学后不要乱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子。

原来，在二营刚刚发生了一桩刑事案件。

一个外地来团场做生意的盲流，赶着一辆毛驴车在路上来回晃悠，叫卖着彩色皮筋。他趁着学校放学之机，和一群小女生嘻嘻哈哈地搭讪起来，哄着她们上车，说送她们回家。几个小女生出于好奇，就上了车。

一路上，女孩们陆陆续续地下了车。

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女孩，她家住得比较远。

他甜言蜜语地哄骗着，还拿出糖果来给她吃。结果，把毛驴车拉到支渠那边的柳树林子里，堵住嘴巴，侵犯了她。

事后，盲流把小女孩丢在林子里，自己赶着车跑了。

联防队和家人到处找这个小女孩，一起放学的同学都说，她是坐着毛驴车回家的。

后来有一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