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曾说张爱玲取人，首先要看聪明不聪明，其实张爱玲对于温度，亦有需求。当初刚映入她眼中的胡兰成，未必显得很聪明，只是他热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语，朝聪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义，她着急贴近于那温度，变成了一个自说自话的诠释者。

也难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太冷了，她们喜欢清洁，冰清玉洁，冰和玉都是冷的。张爱玲也喜欢清洁，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没有母亲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的劲头，对温暖，有种向往。

她在关于苏青的文章里写道：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哩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遇到赖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样的寒冷。1952年7月，张爱玲持一纸香港大学同意复学证明从上海来到香港，她曾在这里读过三年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但这次，她并不打算在这里定居，左翼的压力使她余悸未消，香港离内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终极目标是去美国，离中国越远越好。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间去了趟日本，炎樱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想从那儿寻求一条去美国的路。从她后来还是回到香港看，这愿望落空了。

为了生计，张爱玲写剧本，做翻译，译名著。她姑姑曾赞她连英文的物理化学课本拿过来都能看，干这份工作自然不在话下。但张爱玲深恶痛绝，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她讨厌欧文，说翻译他的书，像是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独对海明威有好感。

虽然一时赴美无望，但张爱玲仍然时刻准备着，1953年她就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应该给张爱玲注入了信心。同年，她终于得到赴美的机会：美国当时有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日后也可成为美国公民。

她来到纽约，那时纽约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来了，梦想着在这里实现少年时的梦想：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

然而现实离她更近，因为经济原因，她搬进了救世军办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女子宿舍。服务员是街上无家可归的酒鬼，邻居们是落魄的打算老死此地的胖太太，那种环境的可怕不在于条件简陋，而是，出来进去之间，它总有办法提醒你，你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就是在简陋的女子宿舍里，张爱玲接待了她少年时代的偶像—胡适。

初识胡适，是在那个已经过去的繁华时代里，不，应该说是繁华时代的尾声里。那时，张爱玲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千金大小姐，成天朝父亲书房里跑，把书一本本拖出去看，但那套《胡适文存》，她是坐在书桌前看完的。

又按照他的推荐，去读《海上花》《醒世姻缘传》，阅读记忆里，有着她对于一大段好时光的依恋。她还记得战后胡适回国时的照片，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儿，她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他们一桌打过牌。

记忆点点滴滴，便是初见，亦恍如别后经年。在这异国他乡，昔日一呼百应的文化领袖，曾经名噪一时的旷世才女，相见于如此不堪的地方。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胡适却四面看着，满口说好。

张爱玲之前给胡适寄过自己的小说，他的高度评价令她十分振奋，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胡先生也有落魄之态，一次说起自己给美国某杂志写文章，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们这里都是要改的。这里是美国，胡适的赞赏，不能让她东山再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来到了麦道伟文艺营，与一个温暖的、放松的、对她一无所知的男人不期而遇。他们都是此地的过客，那相遇也是萍与水的相遇，仿佛是寂寞的旅途中，他们被命运安排在对面，还没来得及开口，已透过车窗玻璃，发现对方是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