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恶疾缠身的国民政府全无好感，从中国乃至亚洲人民任重道远的抗日大业出发，夏树还是果断命令爱尔兰政府迅速与苏俄方面协商建立空中和陆上转移通道的相关事宜。与日本签署停战协定一事致使苏俄受到欧美国家的强烈指责、抨击甚至是制裁，但双方终究还没有到撕破脸皮的程度，俄国人欠的一屁股军火债也还是要还。既然爱尔兰人提出要求，他们顺水推舟地以每月400万爱元的高价将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大型军用机场租借给爱尔兰军方，并且允许爱尔兰的车辆通过苏俄边境前往中国，条件是相关人员补给在苏俄境内的运输必须租用俄方的交通设施和火车汽车，所需费用六成在欠款中扣减，四成由爱尔兰政府支付现款。

对于俄国人趁火打劫的行径，夏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他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给爱尔兰外交官员们跟苏俄政府各种讨价还价，然后让爱尔兰军方在这一周时间里调集相关人员装备。期间，爱尔兰政府与国民政府几经协商，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敲定了爱尔兰帮助中国军民进行大转移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各种约束条件——除对几处细节提出了修改建议，处境糟糕的国民政府言无二价地接受了爱尔兰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

1945年9月12日，随着第一批爱尔兰军机抵达苏俄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红十月空军基地，代号“火种”的跨境大转移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两天后的黄昏，成都南，新津军用机场。在众人翘首以盼的注视下，3架喷涂着三叶草徽标的he-28型双发运输机出现在视野当中，它们作为西方同盟国官方援助行动的先遣队，任务是勘定空中航线并评估全程的技术风险。此外，随行的爱尔兰技术人员还将全面评估中方机场的硬件设施，以确定现有的机场跑道能否供体型庞大的ik-40b安全降落。

这个时空的新津机场，早期同样是地方军阀为组建空军而开辟，抗战爆发后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大后方的重要航空基地，中日停战期间，这里还短暂地成为了一座繁忙的商业航空港。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后，以志愿者名义参加抗战的欧美航空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常驻于此，抵御日军对重庆和成都轰炸。三年来，已有上百位欧美飞行员在抗日战场上血洒长空，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留在中国的欧美志愿者从最多时的两万多人减少到了目前的四千余人，其中飞行员不足150人，而中国政府当前可用的战机更是不足百架……

赶在夜幕降临之前，爱尔兰技术人员和先期驻扎在这里的欧美志愿人员在中方陪同下对机场跑道进行技术检测，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一般的天气条件下，以中方现有的保障能力，ik-40b能够完成起降，但每天最多只能起降20架次，按载客容量50-60人计算，每天的上限是转移1000-1200人——这是指机场未遭日军空袭的情况。目前成都周边均处在日本轰炸机的活动范围之内，一旦遭到饱和轰炸，机场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完全丧失起降功能。

做完技术检测，德国援中志愿队的一名军官向爱尔兰同行打探，难道爱尔兰人当真要用世界上最昂贵、最强大的轰炸机来充当运输机使用？

爱尔兰军官用纯熟的德语回答他，只等俄国人按爱尔兰军方的要求做好准备，至少有两个中队的ik-40会迅速部署到红十月空军基地，它们已经进行了改装，而且据说是有两种改装方案：一种是把部分弹舱改成临时客舱，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空中防护能力，另一种只是用座舱通道和战斗舱装载人员，弹舱用来装载各种物资，到时候只能以高空飞行的方式来躲避日军战斗机。

德国人撇嘴说，ik-40出动一次的耗费相当于一个中队的ju-30，用这种尖端的飞行器来转移难民真是太奢侈了。

爱尔兰军官表示，他和他的同僚们同样有这样的感觉。要知道一架ik-40的造价抵得上一艘轻量级的战舰了，一个中队就相当于一支分舰队。不过话说回来，使用he-28这类中程运输机看起来好像划算一些，但受到燃料航程限制，它们从红十月基地飞到这里必须补充一次燃料，而ik-40载满燃料可以轻松往返一趟，降落之后装员即走，减少了在此逗留的时间，降低了被日军击毁在地面的风险。

德国军官摆出了双手叉腰的姿态，他告诉爱尔兰人，初来乍到者根本想象不到日本人有多么的凶狠疯狂。最近一个月，只要不下雨，日军战机每天至少光临这里三次，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17次，把机场跑道炸得到处是坑，中国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驱逐他们，而守卫机场的高炮连队每天都在补充新兵，武器缺额缺的厉害，有的连队就只有两门高射炮和五六挺机枪。

虽然还没来得及细细察看这座机场的防卫情况，也没有亲眼见识日军航空兵的狂暴，爱尔兰军官对这里的状况并非一知半解，而是近乎了如指掌——中方提供的情报以及爱尔兰志愿者的报告已经尽可能详尽地提供了他们应该知晓的信息。

他告诉德国军官，即便这里的情况比外界预料的还要恶劣，只要是爱尔兰国王作出了决定，他们就会义无反

顾地执行它。

德国军官沉默片刻，他告诉爱尔兰同行，约阿希姆一世陛下不但是爱尔兰军民心目中至高无上和英明无比的存在，同样的，德国军人也对他满是崇敬之情，所以，希望他的决定一如往常的正确，希望他能够拯救这里这些善良勤劳的平民大众。

夜幕降临后，偌大的新津机场只能看到寥寥几盏灯。牢牢掌握战场制空权的日军航空部队虽不屑于对中方目标实施夜间轰炸，但他们的战机还是会时常进行夜间飞行，对中方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监视、骚扰。除此之外，大量日军特工及投靠日军的汉奸潜入川蜀之地大搞破坏，这也使得国民政府对包括机场在内的重要军事设施采取极为严格的昼夜安保措施。

视线从东方转向西方，相隔九千多公里的爱尔兰正处白昼，在其西北部的莫夫湖畔有座小镇名叫金洛，那里驻扎着一支没有番号的特殊部队。在爱尔兰军方的机密资料中，它被称为“中国旅”，而在国民政府的官方记录里，它的名字是“国民革命军游击教导总队”。在此受训的八千华夏健儿，既没有沿循国民革命军的固有编成模式，也没有仿照爱尔兰陆军野战部队的编制，而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编成方式——他们最大的编制单位是营，日常以连、排、班为单位进行操练。在这里，他们不但学习最基本的战斗技术，还从教官那里学习了游击战的战术技巧，并且学会辨认日军的兵种、军阶、职务标识，甚至学习常用日语。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在爱尔兰接受训练的中国军人，配发的不是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也不是西方同盟国的制式武器，而是三八式步枪、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以及爱制胡伯特-iii型半自动步枪的65毫米口径版——这三款枪械均以三八式步枪弹为标准弹药，在对日战场上较易寻获补给，再就是爱尔兰仿制的毛瑟c-96半自动手枪，口径763毫米，在中国地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弹药和零部件。至于他们使用的掷弹筒，则是完完全全的日货，这玩意儿苏俄军队在远东战场上缴获无数，基本上是以废铁价抵偿他们欠爱尔兰的军火款……

爱尔兰与苏俄联合建立空中和陆上转移通道的协议一经达成，“中国旅”便接到了中国政府的密电命令，业已完成全部训练课程的三个营携带基本装备登船前往摩尔曼斯克，经苏俄的铁路和公路辗转前往红十月空军基地，再从那里搭乘爱尔兰飞机归国。重庆政府在电令中格外申明，各部穿越俄境途中务必恪守风纪，严防俄方渗透串通。

两千多名中国军人从金洛镇开拔，经内河航运前往海港热弗勒，数以千计的中国侨民闻讯而至，沿途为这支归国参战的部队送行，那场面几乎让人们忘记了这里是远离华夏大地的异国他乡。事实上，20年代以来，爱尔兰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和蓬勃向上的经济形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者，日军侵华以及后来横扫南洋，使得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尽管面临着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等困难，爱尔兰当局的公正态度与民众的宽和心态让他们得以安身，并且逐步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进而为这个新兴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至40年代中期，许多爱尔兰城市都建立起了唐人街，郊区还出现了不少中国村，而据官方统计，在爱尔兰定居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20万人，占到了爱尔兰总人口的2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