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下以为，所谓的国联维和，是借维护和平之名义，扩张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此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是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行径。此次在澳洲维和，是国际联盟首次大规模采取实施维和行动，一旦欧洲国家通过为何行动达成了扩张目的，那么从今往后，他们会不断借维和之名打压异己，尤其是被他们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日本，所以……陛下，臣下的意见是绝不能让澳洲维和行动取得成功，但直接跟国联展开对抗并不明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隐蔽、更加聪明的手段，把澳洲变成一块大沼泽，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欧洲人深陷其中！”

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陈述这番言论的时候，裕仁天皇的表情虽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眼神中的凌厉之色却明显缓和下来。日本军队对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但军官们的思想很多时候表现得太过偏激，就如同养了一条动不动失控、暴走的狗，即便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真正的主人行凶，却屡屡逼着主人按照它的意志行事，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在首相和海军大臣先后报告军队当前状况以及来自各级军官的各种声音时，裕仁再度流露出了反感之意。

“听说……国际联盟目前确定的维和部队编员是20万人，此次将有10万人派往澳洲？”裕仁将目光投向外交大臣松冈洋右。

“是的，陛下，这是国联的正式决议。”

跟多数前任不同，松冈是典型的外交强硬派，当初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他便大声呼好。与此同时，他还是侵华战争的支持者和鼓动者，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他的口头禅，而在回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他曾宣称“日本正在扩张，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实际上，这不仅是松冈的个人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

没等裕仁发问，东条主动解说道：“陛下，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派往澳洲的维和部队将超过10万人，而按照国联方面递交给我们的维和部队驻军预备案，维和部队将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部署在澳洲南部、东部、中部各州的数十座城市。相应的，我军将在澳洲西北部和北部驻留约4万人的正规部队以及4-5万人的治安部队，以保护亚洲各国侨民聚集地区安全。如若国联方面强行在年内推行全民公投，我们有把握在澳洲北部地区保存两个州的控制权，从而跟白人聚居的另外三个州形成对峙之势，然后伺机制造恶性事件，将国联维和部队的精力牵制在澳洲南部。”

高高在上的天皇依旧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他平声问道：“这样做有把握么？”

东条一脸严肃地回答说：“目前国联基本上处于德国及其仆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近些年崛起太快，东征西伐，在国家上处处受人嫉妒和提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一听这话，松冈当即嘟囔道：“不行的话，还不如趁现在跟他们搞一仗，他们要敢从欧洲调派主力舰队前来，我们就让他们尝尝当年俄国人在对马海战中尝到的苦果！”

长年在舰队供职的海军大臣吉田很平静地驳斥说：“这是低级军官和普通水兵的想法，如今的海战规则已不同于30多年前了，何况澳洲海域对我们而言同样遥远，再过五年，我们或许能够打赢，但是现在，胜算恐怕只有两三成！”

在天皇面前被人耻笑为“低级军官和普通水兵的想法”，松冈那张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但又不好发作，只好恨恨地说：“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付利用外交手段弹压我们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武力进行回击，而不是软弱的退让！”

其实站在宏观角度来看，国联派遣维和部队进入澳大利亚，既是欧美国家对日本采取的压制举措，也是国联维护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国际联盟的诞生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模式，它成立的目的是让战争成为过去，而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要公正有效地处理国际争端，就必须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必须建立其绝对的权威性，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无条件地相信、服从该组织，而且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全力支持该组织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公正、合理地解决所有国际争端，否则的话，国联未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成功，而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因而这一失败也就否定了这个组织存在的价值。

然而在设立之初，国联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保持和平与安全”，《国际联盟条约》并未宣布战争为非法，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国联要求会员国承担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不诉诸武力的义务，但又不完全禁止诉诸战争，不进行战争也只能是其成员国自愿的承诺，侵略国往往可以借口“自卫”而逃避战争责任。如《非战公约》原本是各大国签订的关于限制战争的条约，正是因为国联对于禁止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大国在签订《非战公约》时会提出了种种保留条件，为日后保护自身利益而发动战争留

了“后门”。

另外，国联一直缺乏维护和平的能力，集中领导下的维护和平的国际部队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成立，而在德国主导维和部队扩充规模之前，它的力量非常薄弱，影响力相当有限。此外，国际联盟的投票程序，即一切决议都要以全体一致通过为条件，如果不经某个国家的同意，任何决定对它都不具有约束力。这样，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否决权来反对任何巩固和平的措施，为侵略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就使国联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为一般性国际组织的权威和效能，所以直到40年代初期，国联都没有一次能够如预想的那样制止侵略，或对侵略行为作有力的反应。南美战争，国联喊破喉咙的各种呼吁被参战国直接无视；日本两次发动侵华战争，国联的各种制裁措施被新兴的东方帝国直接无视；意土油田争端酿成战祸，国联的斡旋和干预没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国联所表现出的软弱和妥协则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严重缺陷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3年，意大利入侵希腊科孚岛事件。当时意大利将军特利尼及其军事随员一行人在希腊境内遭到伏击身亡。意大利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希腊政府提出有损希腊名誉与主权的最后通牒，希腊拒绝全部履行，意大利遂派兵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希腊要求国联理事会公平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意大利则坚持由大使会议提出被害者的善后措施，但却不提事关重大的科孚岛问题的解决办法。大使会议不顾许多国家的主张即采取行动迫使意大利的撤军，偏袒意大利。国联理事会对大使会议妥协退让，最后提出方案，迫使希腊作妥协让步，使弱国遭受了不公正的外交耻辱。科孚岛事件充分说明国联在调解强国与弱国的争端时完全屈从帝国主义强国的霸权主义的要求，也说明国联在应付侵略行动方面不仅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且为虎作伥。科孚岛事件严重打击了国联的威信，一方面对大国用武力践踏弱小邻国的主权，国联不仅无力对弱国提供保护，反而促使完全满足侵犯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处理科孚岛事件中，国联屈从大使会议，有损其日后处理国际争端的权威。

而影响力最恶劣的莫过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1933年，日本借二战爆发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国联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7年后的1940年，二战早已结束，国联在西方同盟国的主导下试图稳固新的世界秩序，这时日本第二次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在东北亚与苏俄军队发生激烈交火，都成为国联积极干预的对象。当时中方代表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国联理事会随后做出决议，派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实地调查战争责任及发展情况。该调查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形成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肯定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对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对侵华战争的起因、过程及伪满洲国的形成有着较为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报告书未认定中方提出的回到战前状态的建议，而是要求中日两国都从交战区域撤出武装力量，将这些地区的治安秩序交由国联维和部队管理。该报告书一经公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无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国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的有力依据……